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人误以为，2020年后，既然13亿多人都吃饱、穿暖了，就无贫可扶了。其实不然，研究和探讨2020年后的扶贫战略，对于加速推进未来中国后小康社会下的经济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主题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贫困又是一个相对概念，一般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类型。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系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至一定程度时的社会生活状况。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资源配置及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也有自身惰性的原因，当然还有自身劳动力丧失、无能为力等原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贫困的特征会越来越突出，且贫困的范畴不断拓展至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层面。

　　从国际上划分贫困的标准“贫困线”来看，该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参考标准，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联系。世界银行2008年制定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1.25美元/人/天。2015年，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上调至1.9美元/人/天。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以2011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如果按国际贫困线标准的高限（3.6—3.8美元/人/天），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还会有不少贫困人口。纵使按照高限（3.6—3.8美元/人/天）全面实现脱贫后，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更高的贫困线标准，我国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也在不定期调整。1985 年制定了第一个贫困标准线以后，标准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逐年更新，历经1986年的人均206元/年，2007年的人均785元/年，2008年的人均1067元/年，2009年的人均1196元/年，2011年的人均2300元/年，2014年的人均2800元/年，2017年的人均3200元/年。按照惯例，国家每年都把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年贫困线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家庭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用于医疗、教育、通信、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逐年增加，消费水平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收入”论“贫困”，就会存在偏颇。

　　此外，2020年后，在贫困人口构成中，相对贫困人口将成为主体部分，其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能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自身能力素质偏低、失业、因灾因病等。在相对贫困人口中，除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城镇贫困人口更需要重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生活在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态势。研究表明，城镇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突出，缺乏新的就业机会可能是城市存在贫困人口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可能成为新的城镇贫困群体。

　　从上述意义上讲，反贫困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而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扶贫，是由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决定的，扶贫方式本身并无优劣，关键是“对症下药”。鉴于2020年后贫困大多为相对贫困，而致贫原因又具有多样性，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扶贫”一词改为“反贫”可能更为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