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不仅意味着流动人口生存空间的改变，同时也涉及民族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转型。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纵深发展，大量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从而使城市民族关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有助于各族群众在同一城市空间中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费孝通先生在《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文中指出，“中国城市的特点不是单一民族的城市，是多民族构成的城市。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个城市中，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一体化（多元一体）是如何完成的。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当今的概念。”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需要加以引导。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各民族自发的融合互嵌过程会受到诸多国际因素的干扰。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要从经济、文化、空间、政策等维度着手，推动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

　　经济交往是基础条件

　　经济交往是各民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如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黔东南苗侗地区的木材交易、内地与西北及欧亚地区的丝路贸易，对促进民族间的沟通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独特的生态区位中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产品，并以此融入地方市场乃至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之中。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伴随着各族群众的经济交往活动。

　　时至今日，经济交往仍是实现各民族互嵌和交融的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少数民族人口跨区流动日益频繁，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务工、经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民族关系格局。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只有广州和肇庆分布有少量少数民族群体（主要是回族、满族），总数不超过2万人。历经30余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目前已超过250万人。城市民族关系格局的转变可见一斑。

　　在西部一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到东部城市务工、经商，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青海回族群众的拉面经济。目前，青海回族群众在全国280多个大中城市开办的拉面馆数量达2.9万家，从业人员达18万人，相关营业年收入超过180亿元。不管是从宏观数据来看，还是从微观的社会个体来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将全国各族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频繁的经济交往活动中，各族群众之间不仅增进了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生成提供了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