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视野中，社会治理的困境都呈现出了不断加重的趋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审查。其中，对其基础性的体制进行分析是谋求社会治理重建的必要功课。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往往集中关注的是诸如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社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都是分工—协作，这个社会的人们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在分工—协作体制的运行中，主要是由价格整合机制和权力整合机制发挥调整作用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正是分工—协作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致使改革中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其实，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应当是一场从分工—协作体制向合作体制的变迁运动。

　　关键词：社会治理；分工—协作；社会体制；组织体制；整合机制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对社会治理形成重大冲击一样，这一次更为激烈、更为宏大的社会变革业已反映到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致使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个风险社会，受到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应当说，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改革，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然而，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糟。这说明我们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或者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性改革浪潮尚未触及到那些实质性的根本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寻求改革的方向及其目标的过程中，需要首先实现对工业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体制及其社会治理体制的梳理，只有当我们明了工业社会的基本体制是什么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改革在体制变革方面的着手处和着力点。我们认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分工—协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是因为这个体制变得运行不畅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应地，我们的改革目标可以是在改善分工—协作体制方面做文章，也可以是寻求替代性的新体制。在我们看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话，改革的目标以及主要工作就应当放在后一方面。

　　一、社会活动的职业化、专业化

　　“职业”“专业”等词语是与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或者说，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以职业化、专业化为标志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密切相连，职业化引发了专业化，反过来，也是专业化的要求造就了职业化。虽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也存在着世袭性的手工业，也存在着世袭或近乎世袭的社会治理活动，从而让人们以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已经出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存在着社会分工。其实，在农业社会并不存在着真正社会性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我们看到，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政治与管理两类活动并没有实现分化，而是混同为一的，因而，没有政治家与行政人员的职业区分，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人，既是政治家也是官僚。在当代社会，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一些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中。同样，在手工业活动中，虽然有着一定的专业特征，但一个手工业者可能既是老板又是从业者，即便有了“打工”的帮手，所确立的也是一种比附于“父子”的师徒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上述这些活动都是与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人的角色扮演行为。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活动使得人们表现为多面手，而不是专业性的从业者，只有角色扮演才会使得人们成为专业性的活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