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结合“结构路径”和“意义路径”,利用一个华中村庄的资料,本文考察过去五十多年里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提升及其机制。文章提出,除了宏观政策、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包含教育在内的各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变迁及其是否向女性开放也影响了农户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集体时代”几乎所有的流动渠道只对男性开放“改革时代”教育作为最主要的流动渠道同时向男女开放。这些变迁“意外”地提升了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水平。但近期教育作为向上流通渠道的功能的减弱,可能对已获得的成果造成负面冲击。

　　关 键 词:向上流动/性别/农村教育性别平等/变迁　

　　作者简介:黄玉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一、导论

　　近年来,中国农村的教育性别不平等问题有了长足的改善,农村女童受教育年限和男童之间的差距正快速缩小[1]。如何理解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化,学界最主要的研究路径有“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和“意义路径”(meaning approach)。前者主要从结构层面来探讨教育资源流向女性的原因。早期的“结构路径”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宏观的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方面[2],近期发展出越来越精细的模型,将目光投向家庭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决策[3]。“意义路径”(meaning approach)则探讨教育资源分配的文化面向,关注行动者对“教育是为了什么”的理解[4][5][6][7]。两种路径都有解释力,但同时有其局限。比如,单单从结构层面的考察无法捕捉到行动者赋予教育的意义,而仅仅采用“意义路径”,也无法考虑到“意义”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结构性的约束对农户家庭内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结合两种路径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本文试图采用一个历史的维度,结合“意义路径”和“结构路径”,一方面考察华中莲荷村过去五十多年教育“意义”的变迁,另一方面分析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影响农户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因素。通过结合两种路径,本文希望能增进我们对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机制及其历史变迁的理解。文章考察了集体时代(1958～1978年)和改革时代(1979年至今),重点分析村民所理解的教育的意义和家庭特征(比如子女数、子女的性别组成、子女的出生顺序、经济条件等)在这两个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教育的性别平等。通过历史分析,笔者发现,如今农村所取得的教育性别平等的成绩,除了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以上两方面历史变迁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如今的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的减弱,会对已经获得的教育性别平等成果造成负面冲击。

　　二、文献回顾和评论

　　中国农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程度正持续下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已有研究已经从宏观的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比如农村本身基础教育的扩张、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等。[8]近期这种“结构路径”的研究将更多目光放在家庭内部,探讨受宏观结构和人口政策影响的家庭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会如何分配资源以及背后的原因。比如,兄弟姐妹人数的减少促进了中国教育性别平等的提升[9],以及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包含同胞性别结构、出生顺序和出生间隔年限等变量)对中国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3]。这些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家庭内教育资源分配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