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但作为一门普遍性学科，其历史并不长，而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诠释学出现得更晚。在诠释学发展过程中，诠释学家们以不同的视角展开了对诠释学问题的探讨，提出了不少诠释学经典命题。

　　阿斯特：通过作品来理解古代生命整体

　　在19世纪特殊诠释学向普遍诠释学发展的历程中，阿斯特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人物，属于浪漫主义诠释学，但他提出了普遍诠释学的设想。在阿斯特看来，生命本质在于精神，没有精神就谈不上生命，更谈不上存在，文字和文本都是生命的表现形式，其意义乃是古代的普遍精神，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作品来理解古代生命整体，使古代精神焕发新的生命力。

　　那么，要达到对古代生命整体的理解，阿斯特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能够理解？我们如何进行理解。阿斯特认为，我们能理解古代普遍精神和生命，是因为被理解的对象是古代普遍精神的表现形式，且精神具有同质性，是一个内在统一的“大一”，从而确保了个体精神和人类整体精神、古代精神和当代精神的“原创统一”，为理解奠定了基础。

　　阿斯特区分了解释的三要素：文字、意义和精神，文字是精神的外壳，意义是精神的预告者，精神则是生命本身，高于文字和意义；与此相应，阿斯特提出了三重理解：历史的理解、语法的理解和精神的理解，三重理解之间存在差异，历史的理解认识精神形成“什么”，语法的理解认识精神“如何”形成，而精神的理解就是这两者的融合，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变成了古代精神的重建，阿斯特将这种重建称为“再生产或再创造”，基于他偏爱精神理解的倾向，其诠释学被一些学者称为“精神诠释学”。

　　在诠释学发展史上，还初步涉猎了诠释学循环的问题，认为理解和认识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个别中发现整体精神、通过整体精神来领悟个别，两者相互联系、不能分开。在浪漫主义诠释学中，阿斯特的思想有着较为明显的普遍诠释学建构倾向，因而，其理论影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