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志》的作者在清朝皇宫中与西方传教士问答交流，对于我们判定《冈志》的作者，非常有帮助。《冈志》嘉庆年间的抄本，在正文之后，有一段赞扬“赵公士英”的话，赵士英应该就是《冈志》的作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进士中有一位名叫赵士英，他当年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北京牛街地区旧称“冈儿上”，《冈志》是清中叶编写的北京牛街地方志，主要记叙了晚明至清康熙末年北京牛街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特别是记载这一时期重要的穆斯林人物、传说，以及重大宗教事件。《冈志》对于研究北京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冈志》自成书后，长期以抄本存世，流传不广，关于志书本身的历史信息，以及书中涉及的许多内容，都须后人进一步考辨厘清。

　　《冈志》中提到康熙六十年（1721）其作者“侍值乾清宫”，与宫内的“西洋人马伟贤”关于伊斯兰教在中东等“西域”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情况进行问答。《冈志》中还交待“马伟贤”是信天主教的“意大理国人”。显然，“马伟贤”应该是康熙年间在宫内服务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康熙末年在宫内服务的西方传教士都有案可稽，并无人中文名为“马伟贤”，但有一位作为宫廷画师在宫内服务的意大利籍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显然《冈志》中的“马伟贤”应是“马国贤”，辗转传抄中发生了错误。

　　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年），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天主教罗马教廷委派马国贤于1710年来到中国，不久后入宫成为宫廷画师，得到康熙皇帝信任，马国贤的中文很好，承担了许多外交翻译工作。康熙死后，雍正元年（1723）马国贤回国，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1729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专门拜访了时任中国学院院长的马国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人的很多描述，受马国贤的影响。1732年天主教教宗克莱门七世正式确认了中国学院的地位。现今马国贤创办的中国学院，已经发展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马国贤在抵达中国不久后，便接触到不少穆斯林，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体现。马国贤乐于同中国穆斯林探讨信仰问题，曾问一位中国穆斯林仰慕谁，得到的回答是：“拜主”。因此，《冈志》作者在宫廷值班的闲暇，与马国贤探讨伊斯兰教问题，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冈志》的作者在清朝皇宫中与西方传教士问答交流，对于我们判定《冈志》的作者，非常有帮助。《冈志》嘉庆年间的抄本，在正文之后，有一段赞扬“赵公士英”的话，赵士英应该就是《冈志》的作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进士中有一位名叫赵士英，他当年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5）。康熙提高翰林院的地位，乾清宫西南侧的南书房是翰林值庐的地方，康熙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如果赵士英翰林在康熙末年能够跻身“南书房行走”，就有可能在乾清宫值班时与传教士马国贤攀谈。据杨大业教授考证，赵士英应是在北京世代行医的回族，康熙年间已入太医院供职。雍正元年赵士英被派去为湖广总督杨宗仁看病，雍正八年（1730）被提升为太医院院使，但不久失宠，大约卒于乾隆初年。

　　赵士英是回族太医，但他在跟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对话后，却“予自斯以后遂不（甚）敬信教师矣”，即对当时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师失去了信心，那么《冈志》是否出自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之手，可能有读者会产生疑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了解太医赵士英与传教士马国贤对话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