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发了我采访新闻史学界前辈方汉奇、赵玉明等先生的文章，报纸编辑其间也托我采访宁树藩先生。但鉴于宁师已九十多岁，我在联系其女儿后，决定以回忆的方式记录宁师学人生活的点滴。没想到杂务缠身，文章竟拖拉至宁师去世。现在如此开头，心中顿感愧疚万分。

　　谈起学术往往不能自已

　　宁老师1920年出生，乡音浓厚。但我和他属泛芜湖意义上的老乡，老师一张口我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交流毫无障碍。2004年，我刚入新闻界，与宁老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会议上相识。其时宁老师患有白内障，一路都由师母相助，但上卫生间只能一人前行，辨认“男”厕“女”厕甚是费劲。我便大声地说“宁老师，跟我走这边”，宁老师总是呵呵地笑。

　　2005年至2007年，我在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有机会进一步与宁师交流。每次去宁老师家听其论道，收获甚大。其时宁老师已是八十高龄，但谈论学术，说到关键时刻，情绪往往不能自已。此时宁师母往往提来特制的保温瓶，交给宁老师。宁师视力不大好，用手摸索着，捂着瓶盖半天，然后慢慢将壶倾斜、倒水。由于要集中精力，于是宁老师停止说话。每次宁老师加好水后，才想起自顾自地谈论学术，竟然忘记问客人的意见。一时间宁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竟若少年般地红了一下脸，说：“喔，天根，你的意见呢？”每一次等到宁老师说此句时，师母就从客厅回后面房间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师母没有帮忙给客人倒水，让宁老师自己来，大概是提醒老师情绪不要激动而已。

　　记挂“青年学者”的成长

　　在经常去老师家拜访的那段日子，宁老师会谈及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活跃的学者及其学术影响。记得老师常提及“青年学者”尹韵公，实际上尹老师当时已过五十岁了。宁老师参加过尹韵公的博士论文答辩，觉得他聪明，并嘱托我把尹韵公的文章带给他看。老师关心的另一个“青年学者”是黄旦老师，两周一次的见面常问我黄旦有无最新成果。虽然第一次见面就告诉宁师我是黄旦老师的博士后，可宁师始终不记得我是黄旦的学生辈。有一次宁师问我：“大家都说黄老师有个性，且锋芒毕露，你的印象如何？”我笑而不语。这时，师母提着水壶出来了，说：“看看你年纪大的，人家是黄旦的学生。”老师天真地睁大眼睛，疑惑地问：“天根，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我的专著《〈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社会动员》出版后给宁师也送去一本。一星期后，我照例前往宁师家请教。师母跟我说宁师看了书的《后记》，心里很是不能平静。宁师问起我的过往，我说到父亲去世处一时语噎。老师忙转移话题，又谈起他做的国家课题，涉及地方新闻史。回复旦宿舍的路上往往想起部分高校鱼龙混杂种种劣迹，心中感叹，宁老师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有时与宁师谈起学界腐败及自己的担忧、郁闷，宁老师往往安慰我，说“弊端总会被纠正的，不是吗？但有待时日吧”。此无疑是对诸如我之列的学术青椒可谓最大的精神安慰与鼓励。宁老师往往问我做的课题或研究计划，我说在写近代报刊史学探索系列（1815—1949），他听了我的准备及进展，说“天根啊，你将来在学术道路上前景广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