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创刊于1934年10月10日，终刊于1935年6月，月刊，共出两卷9期，由北平文华书局发行，主编有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人，实际负责人是卞之琳和靳以。

　　早在《水星》创刊前，也就是1934 年1 月，郑振铎、巴金、靳以主办的《文学季刊》在北平创刊，16开本、每期350余页，可谓开了中国出版大型文学杂志之先河。曹禺的五幕剧《雷雨》就刊登于此，并一举成名。经售书商见季刊销路好，商请出资另办一个小型文学月刊。当时，《文学季刊》挂帅人郑振铎、巴金和主要负责人靳以也乐得有一个“副刊”。同一个菜源，一副炉灶、一副人手，出版一大一小两份刊物，这便是《水星》的由来。用卞之琳的话说，《文学季刊》和《水星》，恰如正餐和茶点。

　　刊名的拟定，也颇为有趣。卞之琳在《星水微茫忆〈水星〉》中提及“我们不准备拟发刊词之类，刊物名字却总得想一个。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记得亭上人满，只得也乐得在亭东占一张僻远而临湖的小桌子。看来象大有闲情逸兴，其实我们忧国忧时，只是无从谈起，眼前只是写作心热，工作心切。一壶两壶清茶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些刊物名字。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只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也不是见到这颗旧称‘辰星’的时候。当时文学刊物名称也不象今日这样流行了各种各样带有诗意的名称，而一般性文学刊物名称也用尽了。大家认为这个《水星》刊名倒也别致”。

　　1934年10月10日，《水星》创刊号出版，刊登文章25篇。其中有巴金的《生之忏悔题记》，沈从文的《虎雏再遇记》，李健吾的《艺术家》，郑振铎的《刀剑集序》，靳以的《离群者》、《虫蚀题记》，臧克家的《壮士心》、《罪恶的黑手序》，萧乾的《俘虏》，吴伯箫的《天冬草》，李广田的《种菜将军》，何其芳的《砌虫》等。在《艺术家》一文中，李健吾说：“艺术家追求的是永恒的意义：意义有深有浅，一个是精神的，远大的，可感而不可触，一个是功利的，现时的，一目可以看尽。而艺术家往往不顾，甚至牺牲了后者，来完成他的理想——一个遥远而渺茫的金色的梦……于是他更穷，更孤寂了，同时混迹人海，也越发伟大了。他死了，他的作品活了下去。”该文对于艺术创作的态度，也恰恰表征了《水星》创办者对于文学创作的倾向性。

　　创刊号没有刊登杂志的办刊宗旨，只是在第一卷第二期《〈水星〉编辑室》中，卞之琳说：“《水星》开场无白，编后无记，封面无画，正文前无插图，正文中无广告，这个刊物初次露面就不像一本杂志吧，可是我们倒想能这样老老实实的就这样办下去。至于论文与翻译，我们也知道是重要的，不过我们想暂时把理论与介绍的工作让旁的刊物去办。要不然，既非同人杂志，又无相当个性，这个刊物办在这个杂志世界里实属多此一举。少浪费一点，亦是好事。”

　　《水星》出版后，茅盾随即在上海《文学》杂志第三卷第六号《书报述评》专栏，用笔名“惕若”发表了《〈水星〉及其他》，高度评价说：“倘使创刊号的形式将是《水星》永远的形式，那么，我们可说这个纯文艺月刊的编辑体例在目前是很新颖的；它打破了月刊之类一定要放几篇论文进去的常规。而‘杂文’栏内（《水星》并未标举栏名，这是我姑且代加，以便称谓的），像创刊号那样全收序跋题记，也觉得别致有趣。”此外，作者认为：“《水星》创刊号给我们的总印象是朴质严肃；是一些在文艺园地里潜心工作的朋友们说他们要说的话，不卖‘野人头’。在这‘杂志年’，新刊的文艺定期刊固然很有一些是想使这沉闷的文坛起点波动，然而‘为办杂志而办杂志’，甚至想以‘低级趣味’来吸引徘徊半路的读者，近来却日见其多，因而像《水星》那样老老实实不卖‘野人头’，正正经经在这干枯的文艺的小河里尽它‘加一瓢水’的工作的，实在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