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思想领域讨论人世间最普通的情感“爱”，并寄托以政治意蕴，使它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赖希、马尔库塞及弗洛姆等人所秉持的精神。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延续。与前者相比，巴迪欧在“爱”与政治的基本观点方面都有所变化，但依旧彰显着延绵不绝的激进维度。

　　从革命话语向构建话语转变中的“爱”与政治

　　如果说以对人的压抑和异化的资本主义批判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一种革命和解放的政治话语，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后现代语境下解构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阶级、历史主体等范畴，然后以身份、多元、偶然等观念为基础进行新的建构，体现了从革命话语向构建话语的转变。在这种新的语境下，巴迪欧对“爱”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首先，巴迪欧认为爱与政治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代表着建构和创造。他认为，爱与政治都是一种真理的程序，政治是关于集体的真理，爱是一种真理的建构，是一种从差异性出发体验生活、体验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政治是无数聚集并组织起来的个体能否基于平等进行创造；爱是两个人聚集起来如何能够包容差异并且实现创造。在政治中，为了抑制激情，出现了权力和国家；在爱中，为了更好地社会化，出现了家庭。但是，政治的目的并非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知道集体能够做什么。同样，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以保证种族的延绵，而是从一种差异的观点来体验世界。而且，巴迪欧还认为，爱能够带给我们政治行动的勇气。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直接赋予“爱”以革命、解放的寓意，但却使它与政治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了。

　　其次，巴迪欧并不认为爱和政治可以混为一谈。他特别反对所谓“爱的政治学”的设想。在他看来，人们之间彼此相爱可以形成某种道德，但并不能形成某种政治。因为，在政治中，敌人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在爱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只有两个存在着绝对差异的个体，通过相遇、宣言、忠诚，最终把这种无限的差异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在政治中，要严格界定敌人，对仇恨加以控制——仇恨是对敌人产生的一种政治激情，控制仇恨并不是鼓吹爱，而是要避免尽可能模糊地扩大对敌人的界定。这与马尔库塞提出的“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的口号，完全不同。显然，巴迪欧面对政治产生的革命激情更为冷静。

　　纵观整个思想发展脉络，赖希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破”的角度阐述“爱”和政治的关系，以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后马克思主义者更多是在“立”的角度看待“爱”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巴迪欧，直接把“爱”称为一种创造和建构，认为“爱”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欲望，而是产生了欲望的效果，传递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承诺将会实现的理念。可见，巴迪欧对“爱”与政治的阐释则更多地从革命话语转向了构建话语。虽然他并不彻底否定革命和解放，而是认为现代社会依然需要革命和解放，但他对革命和解放话语进行了批判和重构，从而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与解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