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瓦解。面对无序、多元的后冷战时代，各路学术精英、政治大佬纷纷予以解读。

　　福山断言历史自此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取得最后胜利，未来的世界简单却是“欢欣而和谐”的。较之于福山，他的老师亨廷顿以及游离于政、学两界的布热津斯基则老道得多。他们对后冷战世界的观点，总体是幽暗意识下的悲观叙事。布热津斯基在　《大失控》《大棋局》等书中描绘的后冷战时代，是一个混乱、恐怖、冲突及难以管控的世界。亨廷顿基于同样的心理，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中勾勒了一个文明冲突、教派对抗的可怕未来。

　　虽然他们的观点基于某种事实或学理支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作为特定时期的叙事和研究范式，显然都太独断、太极端化，因而导致了“致命的自负”。

　　冷战结束后，历史既没有终结，也没有完全失控，而是进入全新的轨道，开启全新的进程——深刻而广泛的全球化。据考证，全球化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72年，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首先使用了“地球村”的概念。1985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莱维特正式提出并初步界定了全球化概念。但这一时期学者们所言及的全球化，内涵和外延都是不清晰，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达成某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随着冷战结束，一个时代终结。此时，全球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叙事，开始逐渐为学界和政界广泛接受。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与现代化和资本全球扩张相伴而起。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规则、文化等因素的全球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扩张。资本为了逐利，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渴望冲破一切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界线，试图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个统一市场。

　　当资本超越旧有边界在全球“开疆辟土”的时候，与资本或资本逐利冲动密切相连的，诸如技术、劳动力、信息、产品、消费模式、制度实践、文化等也随之在全球流动。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把握并描述了这一过程。他们总结道：资产阶级“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