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是思想和智力的冒险。对学科一路至今的“来时路”的观察是否可能与学科自身对“过去”的观察截然分开？学科史的写作究竟应该是客观记录，还是感同身受地重演再现？正如卞之琳《断章》中的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如果楼上人并不在乎桥上人看什么，那么对桥上人的观看与对路上人或者车内人的观看别无二致，而观看者也无需是楼上人。正是由于同看风景，楼上人才既能留意到也能理解桥上人。

　　立足于风景的站在楼上看桥上就是我心仪的考古学史和博物馆史的写作之道。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尝试以此立场观察和写作博物馆史。《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为这场令人愉悦的冒险画上句号，与2012年出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构成高唱低和的姊妹篇。

　　为什么要回望中国博物馆的最初一世纪？因为来路已漫漫不可寻。对于中国博物馆史而言，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节点。作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掌门人，郑振铎对一路走来的中国博物馆当时做出的总体评价是“数量太少”、“质量太差”的“古董铺子”和“杂货摊子”。这自然是中国博物馆界准备改弦更张重整出发的投影，但也是当时多数博物馆破败凋零的现实反映。然而，这并未能真实地反映出1949年之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状态。事实上，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八十年成绩不俗，只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给中国博物馆带来了灭顶之灾，而战后数年间的恢复不足一成。因此人们对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记忆已经漫灭不清。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博物馆，对大多数筚路蓝缕的开创者们的记忆都已褪色，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暗流”传统尤有被遗忘之虞。就像康恩面对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美国博物馆群体，感慨博物馆曾经雄踞智识生产中枢一样，在持续数年的资料爬梳和现场回访中，我也不断地被曾经活跃地投身于启迪民智，振奋民族精神的早期中国博物馆所深深折服。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半个世纪的回顾中，如此多元、灵活的早期中国博物馆被扁平化、同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