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过世后这十来年中，他的书出了百余种。汪先生的创作，引起文学史注意的，在小说和戏剧，亦在其散文之中。散文里，游记一样包括在内，倒也占着不轻的分量。年老之时，他多走山水，身返家门，写下不少游记。以此种体式为限，遴择他的这部分作品，纂辑成书，大约只有《汪曾祺游记选集》这一本。

　　汪先生跟我讲过，有的刊物约稿，开口就说不要游记。游记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依我的推想，或许是某些游而记之的文章，没能写到理想的地步，扫了读者的兴，继而不入编者法眼也说不定。游记之体受了伤，可说城门鱼殃。依我的浅识，把旅途上的所得，用游记的形式表现，千百年来，中国文士早就做着这桩事，产生的篇章极为可观，显示着整体造就的不凡，足证它的文体价值绝不比别的种类低。今天的人切不可将这一独立的文类看轻了，更须给它一种新的生命。

　　近三十年前的夏天，应桂林文友之邀，我去参加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在象鼻山下见到汪先生，还一同登船，游江至阳朔。回京后，汪先生写了一篇随笔，刊发在《北京文学》，那上面有他的一个专栏——《草木闲篇》。汪先生在文中讲：“离开广西时，曾想用文字捉住漓江之游的印象，枯坐多时，毫无办法……由此我想到游记其实是很难写的。‘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事实上很难办到。”游记不易着笔，汪先生深解其中味。这篇《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排在《汪曾祺游记选集》的最后，压了轴。

　　在这书里，《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江》我是熟悉的。二十多年前，我当副刊编辑，去汪先生家里取这两篇稿子，汪先生还找出好些近照，挑了合意的给我，配文发。汪先生的游记，是顺着游踪写下来的，摹景物、谈观感，夹叙夹议，较少抒情，即便有，亦极节制。新的途径他没去开拓，已有该走的路在心间伸着。笔法仍是古来的，又不拘挛格套，语词常能闪出现实的光。这样的文字一出，所唤起的反应，大略地说来，不妨归在一句话上：始觉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的风致犹在。照鲁迅的意思，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接过前人的经验，传下去，不使其死在过去里，当是汪先生的所愿。这跟他在《蒲桥集·自序》中表明的散文观恰能相合：不接受民族传统，就写不好一篇散文。《初访福建》里，他依着漳州、云霄、东山、厦门、福州、武夷山，逐地写来。眼观字句，我不光领受八闽的明秀风光，含咀途上的精妙识见，还能看出游程的大略。《初识楠溪江》里，九级瀑、石桅岩、苍坡村诸景，也是笔笔都到。后来我游楠溪江，屐痕所印，也大致不差。游踪不过是隐着的一条线，记历、绘景、说理、寄情，当为荦荦大端。仍是汪先生的想法：“其实看山看水看雨看月看桥看井，看的都是人生。否则就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不是散文家。”到了一个地方，作家写的东西，里面总要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