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云南是一个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对滞后，但这并不影响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思想载体落后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也不意味着云南的文学是“化外之邦”的孤独呓语。自明朝以降，云南便逐步形成了由中原文化与云南边陲的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产生的文人文学基础。徐霞客、杨升庵是其杰出代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自抗日战争以来，大量先进知识分子进入云南昆明，也给云南带来了具有西方现代观念的文学思想及样式，昆明由此成为中国新诗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又一个摇篮。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标志民主、进步、科学与文学新生面的营垒，以其自由、民主、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云南当代文学的走向。闻一多、朱自清、穆旦、陈梦家、臧克家、沈从文、汪曾祺等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其为人和作品影响至今。新中国成立，云南当代文学纳入社会主义文学的阵营，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代表着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巩固边疆、建设边防与各族人民鱼水相依，结下深厚情谊，以冯牧为代表的大批军旅作家进入云南这块美丽神奇、富饶多彩的土地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和发现了秘境云南。这一时期，云南文学在全国捷足猛进，风光绮丽，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至60年代中期，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边疆民主建政的进程，对少数民族历史及社会情况展开了持久的、系统的、全面的调查，一批知识分子，包括文学青年肩负起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责任。云南文学，尤其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与这一使命契合，促成了当代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也形成了云南社会主义文学现实的、历史的、民族的特殊品质。以上所述，便是云南当代文学的文脉传承和历史机遇。

　　1978年，云南省文联恢复工作后，省作协也随之重建与复苏。一批在“文革”劫难中受到冲击、迫害的老作家重获新生。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云南省作协除恢复机关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即现在的《边疆文学》）外，投入巨大力量，致力于重建文学创作队伍，书写改革开放边疆新面貌，经过40年不懈努力，云南的当代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云南的作家队伍也成为中国作家中一支生力军，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40年来，云南作家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忠实地记录和形象地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崭新面貌和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云南当代文学史，就是各民族文化正本清源、繁荣传承、百花齐放的现实反映，更是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大历史。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脉相传，几代作家共时态创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云南文学呈现出大繁荣大发展、老中青作家共时态创作的景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小说创作方面，老一辈作家李乔、彭荆风、杨苏、王松、苏策、张长、张昆华等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张长的《空谷兰》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中年作家黄尧、汤世杰的中篇小说《荒火》和《高原的太阳》是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品，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黄尧的《女山》、李霁宇的《壁虎村》等在云南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大成就；进入21世纪之后，一批青年小说家的创作日臻成熟，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获得鲁迅文学奖，范稳的 “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以及之后创作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奠定了其在国内长篇小说创作的地位；张庆国的《黑暗的火车》《如风》等代表中篇小说艺术方面的探索；潘灵以《泥太阳》和《一个人和村庄》揭示了农村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缺失以及重建问题，胡性能的《消失的祖父》《生死课》等作品意蕴丰厚，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