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 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2月14日-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