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虽然也有风雨也有晴，但总的来说，没有出现颠覆性错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史上少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体现出了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可持续发展”的鲜明特征。如果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察，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可持续发展”有四条秘笈：其一，可变革；其二，非均衡；其三，有领导；其四，不折腾。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可变革 非均衡 有领导 不折腾

　　作者简介：虞崇胜(1952- )，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18VSJ025)的阶段性成果。

　　穿越历史时空，中国改革开放悄然进入了“不惑之年”。40年风雨兼程，40年砥砺前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转变。回首往事，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大大小小上千次改革，然而大多数改革都失败了，即使是取得胜利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40年的改革开放，被人们称之为“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它不仅一举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使中国再次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度揭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概括和总结，进而上升为规律性的东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已有许多理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归纳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如果沿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40年中虽然也有曲折，也经历过风险，但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史上少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体现出了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可持续发展”的鲜明特征。因此，本文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深度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

　　一、“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的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各国从不同角度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现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几百个，涵盖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领域。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通过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明确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被广泛接受并引用。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主要适用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一种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主要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其实，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应是一种全局性、根本性的发展战略，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都有着规范性、指导性意义。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不能坚持可持续发展，现代化进程就可能被中止，现代化前程就有可能夭折。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决定了现代化的命运。

　　因此，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内容必须扩容，除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外，还应该包括政治可持续发展、制度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发展等，从而使可持续发展成为涉及全方位、全领域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战略。

　　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可持续发展必然也一定是一个大系统，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全面发展，如果只是某些方面可持续发展，其他方面不能持续发展，那么这种可持续发展就不仅不全面，而且也不可能持久。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品质的发展状态，它具体内含以下发展原则。(1)公平性原则。主要是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包括同代公平、代际公平和人与自然的公平等方面。(2)发展性原则。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3)互惠性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4)需求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立足于人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不仅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而且要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5)高效性原则。没有效率就没有发展。可持续发展既要根据经济生产率来衡量，也要根据人们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衡量；既要求人类整体发展的质量，也要求管理和治理的高效。(6)阶跃性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需求内容和层次将不断增加和提高，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身隐含着不断地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阶跃性过程。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其旨趣是非常高远的，但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度，却是相当难的。有幸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积极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开辟出了一条发展中大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可持续发展的秘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虽然也有风雨也有晴，但总的来说没有出现颠覆性错误，保持了稳定、快速、持续发展，创造了现代化史上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仔细分析起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可谓车载斗量，难以胜计。如果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察，以下四条经验堪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可持续发展的秘笈。

　　其一，可变革。

　　所谓可变革，是说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制度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僵化的制度转变为可变革制度。可变革制度是一种能够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具有自主性、适应性、进取性的特点。可变革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其中的“可”字。可者，能也，即能够变革；可者，适也，即适宜变革；可者，许也，即允许变革。也就是说，可变革制度内含了制度变革的因子，是一种能够、适宜、许可变革的制度。[1]综观人类制度发展史，真正优质的制度，并不是那些直接带来快速发展的制度，而是不断进化发展、能够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

　　自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已经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譬如，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废除，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基本终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体制改革，围绕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文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成功进行，党政机构改革全面展开，等等。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变革，为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正如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2]

　　对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度变革取得的进步，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因为正是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禀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制度已经不再是僵化的制度，而是能够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可变革制度。如果说什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宝贵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的制度在经历了持续变革之后，正由僵化制度走向可变革制度。

　　其二，非均衡。

　　所谓非均衡，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循着径行直遂的发展道路，而是走了一条曲径通幽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区差别很大，不可能采取齐头并进的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大到城市；开放也是先搞经济特区，积累经验后再到全方位开放；就连改革的方法，也是先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搞大轰大嗡，不强行一律，有条件的先试先改，待积累经验后再进行顶层设计，最后推广到其他地方。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称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采取了“从边缘到中央”的改革路径[3]，这其实也是说中国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道路。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的。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涉及到社会的不同地方、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在这种多样性、复杂性的社会变革中，不但不能要求只有一个声音，更不能搞统一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各地、各方面、各领域的实际，探索适合本地、本领域实际的变革发展路径。

　　在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遵循着非均衡发展的逻辑，采取灵活多样的改革方法，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中国改革的典型特征就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

　　同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要准确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4]

　　其实，如果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非均衡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因为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回旋余地，需要有先行和后行，需要有进也有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西方不亮东方亮。这种非均衡发展的路径，既反映了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

　　其三，有领导

　　所谓有领导，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凡成功的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矢志不移谋改革求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改革开放的发动者、策划者、引领者、推进者。改革开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把握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展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壮丽画卷，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每一个重大节点上，处处都烙下了党的领导的印迹。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四梁八柱。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又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了出来。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是改革开放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开放的方案和措施，无一例外都是在党的精心领导和有力推动下实施的。

　　上述事实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从领导核心角度说，归根结底在于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5]

　　其四，不折腾

　　所谓不折腾，是说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能盲目冒进，也不能走回头路。由于改革开放是牵动每个人直接利益的重大变革，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也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6](P374)但是，改革开放不能动摇，不能来回折腾，也不能搞无谓的争论。

　　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7]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坚持不折腾，说到底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耽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不纠缠于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当年就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6](P374)

　　坚持不折腾，要求把准改革发展的方向，不左右摇摆，力戒随便上纲上线，用大帽子压人。正如邓小平晚年指出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P37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是推进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也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有益警示。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改革开放作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奥秘揭示出来，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走得更平稳、更扎实、更宽广。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还没有到鸣锣收兵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开了个头，以后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更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40年的经验，成功地走过了“不惑”之年。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认真吸取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精准把握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力度、节度，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一定会走得更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由“不惑”之年进入“知天命”之年及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

　　原文参考文献：

　　[1]虞崇胜.可变革制度：改革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秘笈[J].东南学术，2018，(05).

　　[2]郑永年.检视中国的制度进步[N].联合早报，2017-02-14.

　　[3][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M].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

　　[4]高尚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启示[A].刘学军，黄琦.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总序)[C].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

　　[5]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14(00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