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政府是公共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而政府之所以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是多种判断标准权衡的结果。其实，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统治阶级。而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会进一步地进行分工，形成专门从事国家事务的官僚集团。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使得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一旦劳动可以平等地、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那么，不仅资产阶级是多余的，官僚集团也是多余的。当西方经济学用未能实现有效产出来界定市场失灵时，其实谈的是市场经济失灵，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不能不干预和引导市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这样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主体；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官僚集团

　　一、国家与政府

　　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政府是公共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而政府之所以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是多种判断标准权衡的结果。一是，公共产品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成本难以测量，或很难判断消费者的消费量，从而无法向消费者收费；二是，需求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价格调节不会影响消费；三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四是，交易费用或者说组织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

　　但是，从唯物史观来看，我们发现，“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以色列学者卡西姆认为，每个国家的“公共职能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提供那些非政府主体不会提供的或无法提供的服务；二是通过政府行为（如执法、行政管理、法庭审判）或政治手段（折中和平衡）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而且在第二类职能涉及强制实施某种解决办法时，“常常要越过道德标准或其他行为准则的界限”。所谓越过道德标准和准则界限，其实就是对被统治阶级采取不同于统治阶级内部处理的残酷措施，就是阶级压迫。

　　因此，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统治阶级。“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时也指出，“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

　　其实，公共产品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成本是否难以测量，能否判断消费者的消费量，需求对价格的变化是否缺乏弹性，有无公平，交易费用是否较低，并不是政府，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府，能否作为公共经济主体的判断标准。所谓成本难以测量，根本难不住资本家，就像有线电视的收看时间也很难判断，但这不妨碍有线电视公司对所有消费者统一收取月租费一样。资本家对自己会付出多少成本远比自己能得到多少收益清楚，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议会让国家给自己提供减税或补贴来弥补成本。生活必需品对价格的变化缺乏弹性，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由私人来经营的。而公平根本不是资产阶级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的做法恰恰是维护阶级差别和不公平。至于交易费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交易费用本身是很高的，但这并没有让西方经济学家主张转向公共经济。

　　另一方面，除了提供政治统治这一公共产品外，政府还需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所承认的政府的“守夜人”的作用，就包括政府维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结果的不可逆性，从而维护交易中强者方的利益。实际上，“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

　　在现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危机更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这就使得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列宁曾经提到，“我们决不责备那些单独去搜寻粮食和用各种手段弄到粮食的受苦挨饿的人，但是我们说，我们工农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鼓励涣散和混乱，不是为了使这种现象合法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觉地去反对没有觉悟的现象。”斯大林则在提到前面所提及的国家的两个基本职能后指出了国家的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