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此后，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性成果大量出现，但实证性成果相对较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行测量的成果则更少。2015年，华东政法大学政研院团队启动国家治理指数（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NGI）的研究课题，在此方面进行探索。

　　在对已有治理成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课题组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第一，西方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指数更多依赖主观数据的测量。譬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所依赖的就是主观数据。换言之，“清廉指数”实质是对腐败程度的感知程度进行测量的指数。再如，“自由之家”的自由度指数也是主观数据的测量。这些主观数据高度依赖抽样技术和被调查者的判断，而相关机构往往不公布抽样的细节和原始数据。因此，这些主观数据的科学性就大打折扣，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些不足缺乏深刻和足够的认识。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媒体甚至不加批判地引用这些西方指数的成果。

　　第二，指数成果就是制度性话语权。西方的知识传播方式非常巧妙，但背后的实质是话语霸权。西方学者非常擅长用指标体系和指数成果来传播其观念和意识形态。譬如，在现代化理论提出不久，布鲁斯·拉赛特就提出了现代化指标体系的11个量化标准。再如，在1954年到1965年期间，就有2080项不同的民主指数问世。民主化之所以成为冷战后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意识形态，就与指标化有密切关系。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并用政党二次轮替来作为可测量的指标。这种操作化成果在传播时效率非常高，推动了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

　　就此而言，国家治理指数的推出，体现的是一种系统理论，反映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权的探索。比如，对整体性和阶段性的强调，包含了印在中国人骨髓中的文化特质。再如，在设计具体指标时，课题组把“设施”作为基础性指标的第一个构成要素，并用“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水利设施”和“民生设施”来具体衡量设施的现代化程度。西方学术界已有的治理指标都没有将设施作为一个重要评估内容，国家治理指数将“设施”作为重要标准应该属于创新范围，这一创新也与中国人长期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有密切关联。

　　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报告主要基于111个国家的2013年数据展开测量。目前，西方主要政治指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缺乏客观评价。多数指数都把中国排在中等靠下的位置。而在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报告中，在111个国家的综合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9位。在2015年报告中排名前20名的国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已完成现代化的传统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另一种是有着优异的自然禀赋或是治理规模较小的国家，如阿联酋、丹麦、新加坡等国。中国是排名前20名中唯一的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其他19个国家人均GDP 均在20000美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