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郝保权(1979- ),男,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政治哲学研究。西安 710072;张清林(1966- ),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博士,从事文化哲学研究。西安 710061

　　原发信息:《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7年第20177期 第52-59页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主体解放,其直接立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立场,阐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马恩共产主义学说指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建立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人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系统考察,对主体的概念、分类、形成与发展进行哲学界定,能够揭示共产主义学说在逻辑起点、实现路径、价值旨归等方面的主体向度,阐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检视其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启示,证成主体向度中共产主义学说的现实必然性。

　　关 键 词:主体向度/共产主义学说/历史主体/理论路径/现实启示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元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2CKS036),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舆情演化预警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监测研究”;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集中制的优化研究”。

　　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哲学家就开始从“人”——这一主体的向度出发看待客体,衡量客体的价值。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影响深远的命题;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孟子也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主张。文艺复兴以后,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家强调人的价值,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把人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主张用理性的眼光去认识事物,构建知识大厦,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张就是典型。启蒙运动以后,康德又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而不只是工具”等主张。不过他们对主体的理解还局限于认识领域而没有延伸到现实的生活领域。

　　与先哲不同,黑格尔把主体理解为对象性的、劳动的产物,但黑格尔所说的“主体”并不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理性化了的神——“绝对精神”,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倒成了它的外化物,成了它的“客体”。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他把主体理解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把客体理解为实践的对象;并把主体理解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地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有目的的人,包括个人、团体、阶级、民族、社会等,概括起来,就是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类主体。个体主体只有升华为集体主体、类主体,人们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由此观之,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学说中有着浓厚的主体向度意涵,而且这个“主体”必定是个体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的统一,既不是纯粹的个体主体,也不是纯粹的集体主体或类主体,只有这样理解马恩共产主义学说中主体的含义,才能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要义,即自由人联合体强调的个性自由只有在联合体中才能实现,而联合体又是为了确保个性自由的社会组织。马恩共产主义语境中的“主体”是从个体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的统一的意义上来言说的。

　　一、共产主义意识的确立:历史主体地位的建构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主体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建构的产物,而不是既成的、与生俱来的结果。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共产主义学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585。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又能打破这些条件的制约,创造出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条件,新条件一旦形成又会对人造成暂时的制约,届时又会被突破和超越,人民群众在这种不断的制约与超越的历史活动中实现了个体主体、集体主体、类主体的统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理应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3]278。当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伴随着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4]34。因此,单个资本家与单个工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矛盾的存在,工业的发展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他们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种斗争起初仅仅是自发的,通常是同一工厂的工人至多是某一地区同一行业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直接捣毁机器,烧毁工厂等生产资料。

　　对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转向自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工人阶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苦难地位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4]34。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意识的教育和影响,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发的历史主体上升为自觉的历史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成熟和发展,必须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在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不得不求助于无产阶级,于是无产阶级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学会了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获得了后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经验。随着竞争的加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在竞争中破产的大批中小资本家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在《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3]282。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3]261。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这些思想家逐步看清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历史地位,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投身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运动,并把自己全部理论贡献给无产阶级,进一步促进无产阶级认清自己作为历史主体地位的自觉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起来。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既促进了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觉悟,也推动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3]230。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把历史的主体聚焦到无产阶级身上,指明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中相互促进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