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社会化本质上是政治教育培训的过程。列宁时期具有传递政治信息和政治教育功能的红色文化符号的大量建构与广泛传播,成为推进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中,学校、党团、相关政府机关和工会等组织机构或团体,承担了社会化传播主体的角色。它们借助集会游行、纪念活动、宣传手册、文艺作品等载体传播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取向,是其主要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在列宁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红色文化符号的社会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 键 词:政治社会化/列宁时期/红色文化符号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201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资助项目“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5JD710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政治社会化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十月革命前后至列宁辞世期间,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在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推进政治社会化方面的探索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启示。

　　一、政治社会化与红色文化的政治符号化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史表明,政党政治的崛起在世界各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政党政治的运行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它对政党组织尤其政党精英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其合法性来源与存在基础高度依赖它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程度与水平。所以,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政党将其政治文化传输给社会成员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成员逐步认同接受这一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与行为方式中去的过程。政治社会化以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为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向,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为一定政党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的社会化。政治教育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和路径,是社会成员习得政治文化的主渠道。“从本质上讲,政治社会化即是政治教育培训过程。”①

　　红色文化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种先进文化,就其性质、内容和功能来看,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形象表述。对于创造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或者说红色文化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讲,如何把源于实践的这一整套文化与时俱进地社会化为大众参与实践的工具,是需要认真探索思考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既有共同的价值遵循,相似的路径设计,也有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比如在路径设计上,政治社会化的内涵表明了政治教育的意义,而红色文化具有的育人功能深刻契合了这一基本要求。因此将特定对象以某种符号的形式灌输给社会成员,成为进行政治教育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西方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符号在任何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既会作为单个符号而被运用,也会作为整体陈述,甚至是一套陈述加以运用”②。而就其类型和表现形式来看,它们既包括在宪法、法律、条约等层面上生成的权威或半权威类型的符号,也包括在政党讲坛、口号、社论、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等层面上生成的符号。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在其研究成果之中,还特别提到了西方政治象征理论的开拓者梅里亚姆所关注的一类符号,即“纪念日以及应该被人们所铭记的时代;公共场所和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以及游行、讲演和音乐等大众活动”。在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看来,这些“直接运作于权力过程之中”的语言类或非语言类符号,“发挥着建构、改变或者维系权力实践的作用”。③

　　十月革命之前,红色文化的符号化操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久有传承。譬如,《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巴黎公社、《国际歌》等,无一不是红色文化中的经典政治符号。1884年3月,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文本本身实际上就是一部红色文化经典,文中还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红色文化画卷。在回顾马克思创办第一个无产阶级机关报《新莱茵报》的战斗经历时,恩格斯写到,报社内头戴“红色雅各宾帽”的排字工人,编辑室内的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使报社成了普鲁士军官们眼中“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当报社因遭普鲁士当局的迫害而不得不关闭时,编辑部人员“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④。这里,恩格斯借助纪念活动和传媒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文化诉诸文字的精彩描述,特别是其对红色文化符号的娴熟运用,为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政治教育推进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和样本。

　　进入20世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红色文化无疑具有开创性代表意义。所以,从历史和文化生产的逻辑看,列宁时期的红色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创的红色文化谱系的继承、捍卫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