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不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源与流、继承与创新关系;文化传播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文化交往与文化吸取关系。民族文化重传承,外来文化重借鉴。文化传承的源流不断,以国家的存在和统一为前提。自觉性和制度化是支撑一个民族文化源流不断的两大支柱。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世界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制度化和制度缺失并存,其中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供总结。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最闪亮之处在于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优秀文化、对我们祖先以及对我们子孙后代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真正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的重大措施。

　　1、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人类创造文化,必然同时出现文化传承。如果每代人都从头开始,文化就不可能积累,社会发展也必然陷于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传承和创造双重张力下发展的。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既有自觉性的一面,又有自发性的一面;既有制度化的一面,又有缺少可靠制度保障的一面。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既呈现出总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也呈现出局部的大量著名经典只知其名并无其书,非物质文化技艺绝活传统失传,以及历史上不少曾极一时之盛的学派因后继无人而成为绝学。我们祖先留下了很多好东西,但也失去了很多好东西。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包括经史子集以及文学艺术各类书籍,各种国宝级的文物和艺术珍品,经过兵、火、掠、盗,今人真正能看到的可能不得其半。这里就存在一个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问题。

　　流传久远,保存较好的是儒学经典。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王朝更替,但儒学并未中断。历史上,曾与儒学同为显学的墨家,作为学派就成为绝学。其他在战国时期曾经活跃的不少学派,也是如此。原因在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的自觉传承受到制度的支持,与封建社会制度高度结合。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儒学作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地位没有变。儒学的形态会变化,如援道入儒,或儒释道融合,但封建社会儒学主导地位未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未变。尤其是自宋代科举以《四书》为标准答案,《四书》《五经》成为中国读书人必读典籍。国家政权力量的导向,对儒家文化的自觉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他学派则成为纯学术领域,自发传承。有其人则有其学,无其人则成绝学。这应该是文化自觉传承观念缺失的损失。

　　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儒学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诛独夫不为弑君等重要思想,对君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提倡的为学之道、为官之道、为人之道具有道德自律作用,培养了不少著名学者,也产生了不少有气节与骨气的诤臣和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忠勇之士。文天祥临刑时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历史上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儒生,主要是通过直接阅读经典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一种自觉传承。这种自觉传承对培养中国读书人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作用很大,读书和明理的统一,发挥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教育机构,除官学外,还有私塾、家塾,唐宋后书院兴起,这都属于文化的自觉传承的载体。儒学得以传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孔子首创私学,号称弟子三千,贤徒七十二。孔子逝世后,儒学得以传承,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与有力焉。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史书不仅包括为政之道和治乱得失,也包括文化的自觉继承。统治者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代魏征奉旨编纂的《群书治要》,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有些王朝注意编纂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尤其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规模宏大,世所未有。

　　儒学自觉传承的制度化包含两面性,既有制约君权,弱化专制主义的一面;可统治者为了有利于统治往往强调另一面,即尊卑有序,忠君死节,不准犯上作乱,而对民本、仁政、王道,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虚应故事者多,真正实践者少;儒学有培养士子的人文道德境界,积极入世,为贤臣为良相为清官为良吏为君子的重大作用,但一旦制度化,成为官方录用和科场考试标准答案时,往往异化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当儒学的传承与官员的升迁结合,儒学教义逐步被教条化、僵化和门面化,成为历史的宿命。熟读儒家经典人中的两面人,即所谓假道学并不少见。这是儒学独尊和功利化带来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