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都是一个整体，政治发展在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发展受阻，整个社会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中国道路”同样是一个整体，当然也包括政治发展。何谓政治发展？对其不能泛泛而谈。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政治发展”应具有相互联系的双重特性：一是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功能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等特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二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过程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政治发展的程度是衡量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并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笔者以为，至少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中国道路”中的政治发展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因此，全面探讨“中国道路”问题，正确认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至关重要。

　　要正确地评说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加以把握，即：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与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所谓“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是指：在来自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力量、因素和关系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比较明显的、全局性的质的变化过程；所谓“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进展”是指：在来自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各种自发的力量、因素和关系(既包括体制外也包括体制内)的推动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过程。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主要体现在量的变化上②，而不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没有任何质的变化的迹象。③不过，由于这种质的变化的迹象比较微弱，从而使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变化幅度远远跟不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故在整体上处于滞后状态。

　　笔者以上所提出的“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加以把握”的观点，旨在从方法论上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变化，与改革开放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却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两张皮”的扭曲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对中国的发展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丧失了或没有抓住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机所致。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发展。二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滞后，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是按照这样一条路线发展的，即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其主要根据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老百姓很不满意，故应先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以后，才能再来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第一种观点不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是不客观的。第二种观点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美化为一种“合理的正常状态”，令人啼笑皆非。

　　应当承认，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把改革重点放在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表层上是正确的。但这些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明显地滞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或能够被人为遮蔽的事实。中国政治体制量的变化毕竟不是有规模的质的变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判断，不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变化，而是旨在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拖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后腿。所以，目前乃至今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改革应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不进行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④

　　中国的改革是沿着由表及里的路子渐次展开的。在“表”的层面显示出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可以分开来解决的；但在“里”的层面，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都直接与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等息息相关。目前的改革已进入到了“里”的层面，而“里”的层面中的改革既包括原有改革的深入和拓展，也包括原来没有进行的或很少涉及的改革，它们无一不直接与中国社会深层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纠缠在一起。进而言之，“里”的层面中的任何真正的改革，都不能不触及原有的政府结构、党的领导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等，故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近期被学界炒得很热的“供给侧改革”⑤)。

　　如果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事实的话，那么，为何“滞后”并难以“破局”，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并彰显出趟过“深水区”的“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和胆略。何谓“深水区”?简单明了地说，即指中国政治体制领域，或集中在中国政治体制(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其涉及面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所谓趟过“深水区”，就是进行成功的或富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变革)。可以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决定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成败，从而也最终决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

　　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或变革的结果。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就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变革，这也就是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这方面的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展开。然而，目前我国这方面改革的阻力很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无论是“有组织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改革，还是“自发的非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改革，都会遇到传统的、陈旧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以“泛意识形态”形式的顽强抗拒。如果我们被这种抗拒所扰乱，不仅“深水区”难以趟过去，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将日益受到损害。可以说，这种抗拒所产生的阻力已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同时也造成人们在认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极大分歧。这里以近些年学界对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许多学者也称其为“党—国体制”)认识的分析为例。

　　所谓“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就是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对此，学界一直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是在整体上全面肯定这种社会体制，认为中国的这一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其优越性在于把原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集中调动有限的资源办大事，决策能力强，效率高。二是彻底否定这种社会体制(包括它所起过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一体制扼制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咽喉”，不铲除它，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希望。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一体制有三个特点：高度垄断的社会意识形态，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对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目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子都在于此。

　　笔者以为，上述这两种观点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值得推敲之处。应当看到，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不仅在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一定发展时期中起过重要的作用⑥，而且还为开启中国改革时代、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展开，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也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讨论这方面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破除“泛意识形态化”的雾霾，即不能把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视为削弱或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目前的问题不是需不需要共产党领导，而是共产党怎样领导。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⑦必须承认，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引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因此，无论何时都不能忽略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关于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实质就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式——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⑧。所以，改变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绝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恰恰相反，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强调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⑨其具体原由，可概括如下。

　　第一，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公民社会(即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各种共同体，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的顺利生长，以调节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样化需求和发展，起缓冲和纾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并担负起监督国家公权的职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确立自己新的领导形态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以权力一元化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把中国共产党置于社会每个人的面前，从而使社会的每个人都有种自己的什么问题共产党都能也必须解决的“幻觉”，一旦个人的多样化需要满足不了，他就会把怨气直接发泄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组织身上。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进而言之，以权力一元化的行政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使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其结果是社会政治结构越来越“刚性化”，维稳成本越来越高(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浪费)，而中国共产党则时时处于被追责的位置。长此以往，就必然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