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关键词：“新清史”内陆亚洲 满洲特性 汉化 中国

　　所谓“新清史”，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1]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2]其目标在于解构汉化观下的历史叙事，反思清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它以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EvelynS. Rawski)、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着眼于满洲历史的起源，探讨清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及其如何维系满人在文化和族群认同上的连续性等问题，[3]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4]

　　然而，所谓“族群转向”只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表征。实质上，这种新叙事体系的建立，得益于欧美学界“内陆亚洲”（Inner Asia)历史研究理论的积累及其在清史研究中的应用，具体说是从内陆亚洲角度审视清朝历史，即以“内陆亚洲视野”，探寻“内亚因素”如何作用于清朝历'史的发展。因此，“内陆亚洲”才是形成“新清史”理论及所构建新叙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

　　一、“新清史”的理论渊源与成长轨迹

　　在“新清史”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这一“族群转向”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契丹辽的研究，认为征服王朝的统治者总是在其全部历史中保持着特权地位，而不会被汉化。但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80年代受到以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为代表的汉化史观的批评而趋于弱化，后者则流行一时，成为显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满蒙等非汉文史料的获得和使用，并受傅礼初、法夸尔及后来的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等内亚史家的影响 和启发，以柯娇燕、罗友枝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女真一满人在清代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并修正以芮玛丽为代表的汉化史观。[5]随着更多学者的加人及其著述的发表，这一思潮显然要比魏特夫时代对契丹辽的研究更具持久性，且声势浩大。[6]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学者开始归纳这一思潮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清朝政权之中融合了众多的非汉因素，保持了来自内陆亚洲的诸多文化特性，这不仅是清朝获得成功的关键，而且代表了内陆亚洲和东亚统一的顶峰阶段。[7]“内陆亚洲”研究视野的引人成为他们批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汉化史观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新清史”学者看来，“内陆亚洲”研究视野将清朝历史的审视置于一种不同以往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在空间上，清朝在19世纪以前的统治重心被认为是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清朝在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成功，超出了传统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在以内陆亚洲为核心的国际空间中极具世界意义，对欧亚大陆宏观历史的发展影响重大。这种思潮提倡一种跳出“大汉族中心主义”的比较视野，来阐明清朝与中国其他王朝的不同、或与同时代其他亚洲、欧洲帝国的异同以及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关系。同时，从时间上看，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表现出极强_灵活性，在内亚地区国际关系问题处理上，也早已打破以往的朝贡体系，呈现出与同时代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相似的特点。这些转变都构成清朝早期近代性与世界性的关键因素，对清朝的历史定位也由“帝制晚期”转向“早期近代”。[8]

　　随着欧立德等人著作的出版，盖博坚（R. Kent Guy)比较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满人族群认同研究对重新思考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他首先提出“满族研究四书”的说法，[9]这意味着美国学术界开始从这个以“内亚”为基础的思潮中提炼更加具体的“清朝的满洲特色”。然而，将这些研究仅仅定位于满族史，显然还不足以揭示内亚概念引入清史所带来的冲击，也不足以阐发出这些研究者胸中更为宏大的史学构想。利用内亚视野对汉化史观下的清史叙事进行新的全面修订，才是“新清史”学者要表达的一种史学志向，虽然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受到质疑。

　　“新清史”的几位代表学者在这个概念的表述上也存在着差异。米华健所说的修订，不仅包括在研究方法上要借鉴人类学，重视满、蒙、苗等民族认同，并将清朝置于历史情境之下重新审视，更重要的是对“去中原中心观”的提倡，回到“以清为中心的清史”。他虽然将清朝重新定位为一个“内陆亚洲”的、同时也是一个“汉族帝国”，但包含了对“中原中心观”以及对将清朝视为一个中国王朝的质疑。他和濮德培、狄宇宙都倾_于用“殖民主义”的观点审视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作为，以此看待清朝与中国王朝的不同。[10]欧立德也称清朝为“中国和内陆亚洲两个_政治秩序的混合体”但实际上他的著作更强调清朝“内核”之中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族群主权”是保持满人有别于汉人的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11]。因此，在他看来，“清帝国”在政治风格、政治模式、政治统治方面具有强烈的“满洲特色”，“清帝国”并非仅仅是一个标志时代顺序的时段名称，而是把清朝解释为一种非汉的、与明朝不同的王朝。在这层意义上，欧立德则试图将一些与清史研究关系密切的内亚历史研究者，如狄宇宙包括进“新清史”的范畴。[12]卫周安与米、欧二人视野相似，她也强调“新清史”的“去中原中心观”，认为“清帝国”自1636年形成之时，它的发展与构建便一直独立于中原影响之外，相对于“清帝国”在内亚的广阔疆域，中原只是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但并非核心。因此，在“新清史”的范畴界定方面，卫周安力图把满人的独特性放大到“清帝国”国家构建的各个领域，这既包括满人作为“清帝国”的领导者如何实现其认同，也包括帝国在政治组织、皇室地位、民族政策、礼仪仪式、军事战争、皇帝出巡、妇女地位、艺术追求等所有能够反映与汉人政权不同的各个方面。所以，在卫周安关于“新清史”的范畴里，包括了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米华健、张勉治的著作，也包括曼素恩（Susan Maim)对18世纪妇女的研究、乔迅（Jonathan Hay)对艺术家傅山的研究等。[13]

　　由此可知，“新清史”学术思潮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到“新清史”各著述中人类学研究、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等各种理论运用的痕迹，甚至可以发现它与日本学界研究满蒙历史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层面新清史可以被视为“各类舶来学术观点的混合物”。[14]这也决定了即使在美国学术界，不同学者对“新清史”思潮的认知态度和表述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张力。其中，欧立德、罗友枝、米华健、濮德培仍在继续发表文章阐发相关观点。狄宇宙虽然没有关于清史的著作，但相关文章甚多。其他一些学者如张勉治等，不同程度在其著述中表达其受到新清史影响。但柯娇燕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属于新清史学派，自己的研究也不属于新清史，她对“新清史”的很多观点持批评态度。路康乐则在2000年的著作出版以后几乎没有更多的研究。这个学术群体呈现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特点，呈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内部张力，然而，笔者以为，不管这些学者是否认同“新清史”这个概念，或者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研究的基础共性不仅在于强调满蒙等内亚民族语言材料和考古成果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是否以“内陆亚洲”为主要研究路径，把内陆亚洲理论运用到清朝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以此构建起清朝与内亚游牧政权的内在联系。概而言之，“新清史”思潮是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研究中的结果，此亦笔者所谓“内陆亚洲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这一思潮也被称为重构清史研究基础概念中的“内亚转向”（Inner Asian turn)和“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15]。欧美阿尔泰学自19世纪以来的学术积累和清代数量丰富的满、蒙、维、藏等非汉文文献，为这种转向提供可能，保证了“新清史”能够取得比以往辽金史研究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