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飞蝗避境”是东汉时代广为传播的良吏神话。这一系列近乎荒诞的故事看似是叙事者的虚构，实际上在其文本叙述的背后隐藏着客观的历史真相。飞蝗虽然具有群聚与异地迁飞的习性，但是受食料、气候、天敌种类与数量的多寡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某些地区免遭蝗虫侵害的可能性极大。由此，“飞蝗避境”便不应被视为一个神话，而是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东汉“飞蝗避境”故事的进一步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部分地方官积极驱蝗的主动行为，揭示出两汉日臻成熟的驱蝗实践经验。“飞蝗避境”故事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东汉进一步传播到中古时期逐渐淡化的转变过程，其动因是灾异天谴论与治蝗实践之间的博弈。

　　关 键 词：飞蝗避境/驱蝗/灾异天谴论/环境史/东汉/良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70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70016)。

　　作者简介：夏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古制度史、社会史与环境史。

　　“飞蝗避境”在北宋之前的史籍中时有记载，是说具有良好治绩的地方官，会导致蝗虫主动避开所治区域的奇特现象。对于“飞蝗避境”的历史记载，学界有“虚”与“实”两种观点。“虚”的观点认为这一记载存在一定虚构性，是史家为了历史书写而编造的一套模式，可称为模式论。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飞蝗避境确有其事，但无确据，可称其为史实论。②本文将“飞蝗避境”这一历史现象放置在当时特定的时空情境中去探索，重新建构文本叙述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

　　一、从“蝗不入密界”谈“飞蝗避境”的可信度

　　目前，见于史载的“飞蝗避境”的最早记录是发生在西汉末年密县(治所在今河南省郑州新密市大隗镇)的一个故事。平帝初年，卓茂任密令，据《东观汉记》卷一三《卓茂传》：“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见乃服焉。”③关于此事，司马彪《续汉书》卷三《卓茂传》、《后汉书》卷二五《卓茂传》所载略同，④唯一的区别是附加上了此事的发生时间。卓茂是古代良吏的典范，他任密令的良好治绩历来为人称道，尤其是“蝗不入密界”的记载，不仅成为历代史家笔下的千古佳话，同时也成为“飞蝗避境”系列故事的滥觞。⑤那么，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呢？

　　一方面，从灾害背景来看，据《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载元始二年(2)夏，“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⑥。又，《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载：“平帝元始二年秋，蝗，遍天下。是时王莽秉政。”⑦可见，平帝元始二年(2)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而且波及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平帝纪》记载了当时青州的受灾情况，而《东观汉记》则集中记录了河南的蝗灾情形。可见，“蝗不入密界”的确有其灾害背景。

　　另一方面，从蝗区类型来看，虽然目前关于西汉蝗区的精确记载极少，⑧但在这次“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的重大蝗灾中，密县应当处于受灾范围之内。由于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此次蝗灾的发生基地，因此，密县既有可能是蝗灾的某一发生基地，又有可能是飞蝗迁飞的扩散区域。据《水经注》卷二二《洧水》：“洧水又东迳密县故城南。”⑨密县境内有洧水流经，如果密县属于飞蝗的发生基地，则当属于河泛蝗区。因为这里具有飞蝗繁殖的最佳环境条件，同时还保留有密度较高的飞蝗种群，大规模时即由此处向外扩散迁移。而如果密县属于飞蝗的临时发生地，即所谓扩散区，密县丰富的水资源，亦能够形成不甚稳定的“骤盈骤涸”的水状态，从而为飞蝗的繁殖提供适宜的生境。⑩总之，无论是哪种蝗区类型，在平帝元始二年(2)发生的这次蝗灾中，密县肯定在劫难逃。

　　可见，在全国大范围蝗灾的背景下，密县作为蝗区，理应遭受蝗灾，然而却出现了“蝗不入密界”的现象，而且还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验证。(11)那么，“蝗不入密界”究竟是否存在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飞蝗虽然具有群聚与异地迁飞的习性，但是蝗虫“扩散的发生常受食料、气候、天敌种类与数量的多寡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12)，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密县免遭蝗虫侵害的可能性便极大。

　　就食料而言，蝗虫取食主要是禾本科作物，与此同时，古人亦了解到蝗虫所不取之食物。(13)如《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14)可见，在中古时代，人们已经发现蝗虫不食用豆类及麻类作物。而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则总结道：“王祯《农书》言：蝗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莔麻芝麻薯蓣。凡此诸种，农家宜兼种，以备不虞。”(15)从《晋书》到《除蝗疏》，反映出人们对蝗虫食料认知水平的逐渐完善，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当时的密县便存在大面积种植蝗虫厌食作物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飞蝗不入境的客观效果。

　　从气候角度讲，据观察：“东亚飞蝗蝗蝻群聚活动受气候影响较大，阴、雨、大风天以及温度过低(地表温度低于15℃)或过高(地表温度高于40℃)均无群聚现象。”(16)元始二年(2)的蝗灾是伴随大旱而来，同时又发生于夏秋之际，故阴雨、温度过低等因素可以排除在外，但密县在某一时段由于地表温度过高，从而导致蝗虫无法群聚则是存在一定可能性的。

　　据研究，飞蝗的天敌可分为“捕食性天敌”与“寄生性天敌”两种。(17)蝗虫的天敌在中古时代的记录中已经出现。如开元二十五年(737)，“贝州蝗食苗，有白鸟数万，群飞食蝗，一夕而尽”(18)，这里的鸟类就是捕食性天敌。又如后晋天福八年(943)六月，“宿州奏，飞蝗抱草干死”(19)，这是一种名为抱草瘟的疫病，属于寄生性天敌。如果飞蝗的天敌出现在当时的密县，飞蝗避境的现象便会因其而发生。

　　至于人类活动，就在平帝元始二年发生重大蝗灾后，朝廷随即采取了一项措施，即“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20)。这恐怕是目前所知的关于西汉唯一一次由朝廷下令，动员全民捕蝗的记录，同时也是最早的相关记录。捕打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治蝗方法，平帝时王莽主政，因此这一举措应当来自王莽的创意，因为就在此后王莽新朝的地皇三年(22)，“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缘殿阁。莽发吏民设购赏捕击”(21)。可见，动员官吏和民众进行捕打蝗虫是王莽的一贯主张。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视民如子”的密县令卓茂在当时应当采取了一系列捕蝗措施，以配合朝廷的捕蝗法令的顺利实施。

　　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尚无法找到“蝗不入密界”的直接证据，但如果结合人与自然的互动视角，对“蝗不入密界”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我们便不能轻易地对其可信度进行简单化的怀疑。实际上，导致这一简单化怀疑的动因是一种史家的叙事方式。在“蝗不入密界”的故事叙述中，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即叙事者特意将“飞蝗避境”与地方官的德政相联系，以树立良吏形象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德政驱蝗”的神话，这也是“模式论”学者们立论的基础。对于“德政驱蝗”的神话，东汉王充曾经进行过批评，但是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方式。(22)但经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发现在这些神话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飞蝗迁飞的过程中，在特殊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确是可以免遭其难的。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将“飞蝗避境”的历史真相加以还原，我们可以用“免遭蝗灾”四个字加以概括，这样既可以祛除“飞蝗避境”的神秘性与虚构性，同时也能够体现其客观性。因此，在上述诸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飞蝗避境”便不应是一个神话，而是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