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明定陵发掘6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大考古发掘活动，8月22—24日，由中国明史学会与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承办的“第十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明定陵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帝陵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明代帝陵文化和以京畿为中心的北边防务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明杉胪列了定陵出土的十余种皇家日常盥洗用具，并将其与传世的图像史料、文献记载做比对研究，探析了晚明商业资本高度活跃的历史背景下，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流通及使用状况，并揭示了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风尚。十三陵特区研究馆员胡汉生立足明十三陵陵寝制度的演变，对十三陵的营建背景、修造过程、陵寝规制、日常管理、礼仪祭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是近年来明十三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除十三陵以外，明代其他陵寝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罗晓翔从陵寝营缮、祠祭物料、皇陵戍卫等方面，探讨了明孝陵的实际运作机制。她认为，孝陵管理涉及内臣、文官、勋戚、武职等各方势力，弊端丛生，加重了机构的运行成本，使得南京军民付出沉重代价。朱元璋研究会研究员夏玉润梳理了凤阳明皇陵的三次修建历程，通过考察地上建筑和碑铭石刻的形制，认为明皇陵第二次营建时采用了宋陵制度，第三次改建工程则参考了凤阳中都的城市布局。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邵磊对徐达墓神道碑文的拓本和传世本做了比读研究，提出明初墓志、神道碑文中数见圆圈形句读的问题。

　　长城及其边镇是京畿防务的重点，相关论题也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肖立军通过梳理史料，认为明代蓟镇建营援关的设立应在永乐时期，蓟镇关营配合体制是反映明代卫所制与省镇营兵制关系的典型个案。十三陵特区副研究馆员何宝善辑录了《明实录》中与长城相关的史料，并依照时间序列及长城建筑类型汇为一编，为研究明代长城提供了便利。

　　政治军事研究推陈出新

　　政治、军事方面的论文大多通过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使得制度史和事件史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认为，对万历朝的历史定位不能拘泥于传统政治史角度的负面认识，应该结合当时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国际交流等进行全面评判，应该看到万历朝是“国力极盛并孕育变革的时代”。韩国庆北大学教授洪性鸠对万历朝“壬辰倭乱”加速明朝灭亡的说法提出质疑，他通过排查明代中后期的财政状况，认为“壬辰倭乱”没有造成明代财政的崩溃，反而是1620年以后的辽东战事将明朝拖入了财政困境的深渊。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助教城地孝评析了日本史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嘉靖朝历史的重要论文，建议通过具体事实来探究宏观的历史结构。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为与会学者所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对明代行政文书白牌进行了研究，认为明代的白牌源于宋元的信牌制度，是涂白并可附文书的木牌，政府机关凭之传递政令、催办公事，并且在军事领域广泛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金奎则对驾帖和精微批进行了研究，认为锦衣卫行事时常领的驾帖是皇帝颁给外派内官、京官的授权书和身份证明，具有皇帝个人化的色彩，故常被滥用，精微批则是“两京级别相对较低官员出京办差的凭证”。

　　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

　　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史、生活史、环境史等领域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兆裕探析了明代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认为由于地方财政资源的多元化、富裕农户对工赈的积极参与、荒政思想的转变等多种有利条件，以工代赈在明代中期以后成为重要的救荒措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冰研究了明代黄河在不同时期的决溢特点，描述了黄泛重灾区在明代后期由河南向山东、南直隶等地的转移过程，并分析了黄河水患对地方发展的利弊。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滨岛敦俊考察了万历朝耿橘、朱国桢、丁元荐、陈龙正四位江南士大夫的生平与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精英推动了地方的均田均役改革，辅助政府实现国家的职能，维护了地方秩序。

　　交叉领域的研究尤其体现在性别、科举等问题上。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衣若兰考察了与明代墓志公开化趋向相关的性别问题、明清社会思想异变状况，认为明代之所以出现大量夫妻合葬墓志铭，与明人的“尚情”传统直接相关，而清初士人由于强调礼制，故反对夫妻合葬墓志的形制。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教授汪维真综合多种资料，以成化二年会试登科录为样本，分别按照《大明会典》《皇明贡举考》两种异说测算分卷比例，最终得出“湖广当在南卷区，南直隶之安庆府当在中卷区”的结论。

　　为了更好地保护十三陵文物古迹，深入开展与明帝陵文物相关的明代物质文化研究，中国明史学会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联合建立了“中国明文化研究中心”，并在会议期间举行了揭牌仪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