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鄂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北大的学生时代，还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许许多多学术大家，我聆听了翦伯赞、齐思和、周一良、邓光明等史学大师的学术报告，目睹了学术大家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周培源、金岳霖、冯至等先生的学术讲演风采，他们的报告、讲演，扩展了我的知识兴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汉唐帝王陵墓的考古勘查与研究

　　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待。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对汉唐帝陵做了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那时，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我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旷野的田间、崎岖的山路，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基本完成了汉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几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先后在《文物资料丛刊》和《考古学集刊》发表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和《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发表之后就被收入《新华文摘》；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毓芳的专著《西汉十一陵》，此书很快又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前汉皇帝陵的研究》在日本东京出版。

　　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1979年，考古研究所希望我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但是我考虑到汉长安城遗址是一个学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领域异常庞大的考古学课题，为了慎重起见，我提出先做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以此取得经验，再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会更好一些。研究所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我的夫人，在那里开展了整整两个年头的田野考古工作。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一般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因为都有家，有孩子。我们夫妻俩在一起，也就无所谓了，孩子原来撂在北京我爱人家，后来送到天津我父母家。在栎阳发掘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年四季都在工地，过完春节就去，到12月份再回北京汇报工作。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那时一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相当于现在三年多的工作量。一般来说，田野考古夏天就停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过，真是争分夺秒地在那里工作。1980、1981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田地里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因为天气热，我穿的是背心，玉米叶子刮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再伴着汗水，身上的血痕像洒了盐水一样。这个遗址的面积很大，东西有两三千米，南北有两千多米，我不可能全部发掘，就采取点、面结合，发掘与钻探结合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住在知青回城以后留下的知青点，雇了当地的一些年轻小伙子。记得生产队一天10个工分值，仅值几毛钱，而他们跟着我们干一天，就可以给他们一块多钱。他们干劲很大，这又鼓舞了我的田野考古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