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特生甘青考古结束整十年以后，1934年10月2日，刚刚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夏鼐，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了留美公费生资格（考古学专业）；此后，他又遵从李济先生“出国赴英较美为宜“的建议，将留学方向调整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夏鼐出国留学前的阅读书目上，可以看到摩尔根的《史前人类》、伯基特的《古石器时代》和《史前学》、柴尔德的《青铜时代》、奥斯本的《古石器时代的人类》等宏篇巨著，也可以看到有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要论著，如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和《中华远古之文化》、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巴尔姆格伦的《半山马厂随葬陶器》……

　　继安特生之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发掘了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依次叠压的堆积层次……彼时，李济先生在1935年1月4日讲给夏鼐先生的话里清透地道明了中国考古界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

　　又一个十年过去。

　　1944年4月4日，留学归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的夏鼐由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经停宝鸡飞抵兰州，和先后到达兰州的向觉明（向达，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阎文儒一道开始了二十一个月的西北史地考察（绝大多数考察在甘肃境内）。夏鼐参加的此次考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筹备期近一年。为了支持此次考察，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和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各自先行支付了十数万元（注：法币）。不过，攥着这些票子的夏鼐和二十年前的安特生根本无法相比，因为这时的兰州“海参一盘即费900元，海米百元一两”。

　　夏鼐等人在甘肃的史地考察，1944年集中于河西走廊地区，与彩陶无涉；1945年起，则专于史前遗址的考古和彩陶发掘，其范围和路径与安特生大致相似。除了新发现兰州中山林、太平沟等数处彩陶文化遗址外，夏鼐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层位关系——在1945年4月11日的日记里，夏鼐根据广河阳屲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彩陶片，做出了“齐家晚于仰韶（半山）”的大胆推测；之后，在1948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修订》一文中他更为明确提出了“这次我们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的论断。

　　夏鼐在仔细研究出土文物

　　《半山马厂随葬陶器》书影

　　人面双蛇纹尖底瓶 仰韶文化 半坡类型

　　鸟型罐马家窑文化

　　鸟型壶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

　　宽旋纹壶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

　　人头盖罐 齐家文化

　　陶鼓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

　　陶鼓马家窑文化

　　水波纹瓶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

　　在修正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先后关系之后，夏鼐基于临洮寺洼山的发掘，提出了区分“甘肃仰韶文化”和河南仰韶文化的洞见，在1949年发表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他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从而提出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

　　1944年至1945年间的西北史地考察是一次补给非常困难的战时考察。尽管如此，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还是数度筹措资金满足了考察工作的基本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先后两次宴请礼遇了夏鼐一行，对考察事务嘉许良多。1945年12月末，夏鼐经天水、徽县转至四川广元乘船返渝，31日“遇寒雨连江，颇有诗意”。

　　继之，扛着少将军衔的裴文中率领西北地质调查队，先于1947年在甘肃渭水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调查试掘，发现了包括天水西山坪、武山石岭下遗址在内的众多史前遗址；随后，又于1948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