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呆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呆着。呆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2011年8月19日，在敦煌莫高窟举行的文化遗产与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作报告。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1000多年来，能工巧匠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