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文物修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引人关注，全拜火得一塌糊涂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赐。接着冒出来一系列的《我在??修文物》，差不多全国的同行都上了媒体，热闹非凡。感觉要跟“我在深山建座房”“我在伦敦喂鸽子”“我在迪拜当侍者”齐美，变成时尚生活新追求了！

　　之所以如此这般，我想还是属于“慢生活”的文物修复工作在当下快节奏，快更替的社会氛围中，容易撩拨出被人羡慕的情绪。“慢生活”是一种平静、从容、专注，享受精神愉悦的生活、工作方式。文物修复无疑具备这些特征。但现实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惬意——待遇不高、职称难升、工作艰苦、沟通不易、人才匮乏等等烦心之事已经有不少同行写文吐槽，我也不必赘述。但是，任何一种工作或生活方式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还是要多想想如何把好的部分扩大一下下。

　　调整自我心态

　　体制内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人人都重要，人人都不重要”。光一个职称评定就够纷繁复杂的啦。我自己就是一例，2010年就获得副高资格，到如今刚刚被聘任。不是说组织有意为难你，每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具体情况，你还得服这个管。我们终究是缘于热爱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大好时光和圣灵般的文物相处，在延续它们的生命中体味文化，完善技艺，思考得失，丰富精神。在勤做勤写中不负春光，想来的早晚都会来。

　　改善工作环境

　　现在文物修复人员的工作环境已大为改善，但毕竟处理的对象是遭受病患的文物，佩戴让人难受的护具少不了，仔细处理的专注度少不了，时间长了人就会产生疲倦、紧张的情绪。好在文物修复是一件时断时续的工作，工作间隙换个空间，舒缓一下很有必要。这方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做得不错，中心的每一层工作区里都开辟出一个可供文物修复人员休息、聊天、探讨、喝茶和咖啡的空间。想想坐在其中，微品一口卡布奇诺，发几张照片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点赞暴雨定会接踵而来。

　　改变沟通方式

　　这些年全国的医患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文物界的“医患关系”虽然没有发展到“要命”的地步，但也不轻松。特别是民间收藏领域，收藏者对文物修复原理和作用的了解受利益的驱使往往比较偏颇，总认为不能根本性地解决文物病患，完全恢复原貌就对不起付出的修复费用。加上有些文物修复师为了证明自己的技艺高超，有意无意夸大文物修复的作用和效果。共同造成了彼此许多的不愉快。

　　互联网又使彼此的沟通更加便捷。我经常会收到陌生朋友发来的破损瓷器照片，问好不好修？修好需要多长时间？修好后看不看得出来是修过的？修复费用要多少？可以说通过几张照片我是回答不了以上问题的。对每件文物受损受害的情况分析是个复杂的事情，它需要仔细检查实物，甚至提取样品检测才能确定。这也直接关系到修复的最终效果。

　　我们做任何事情本质上都是做人，我们共同处理一件事情本质上是为了获得彼此的理解和友谊。何不让文物修复师支起一间会客厅式的“门诊部”？有修复需求的人来一次“携物访友”的旅行，面对面地分析探讨，达成共识。即使没有促成文物的修复，也是一次彼此增长知识、获取友谊、再续后缘的愉快经历。

　　创新合作机制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景明教授会定期邀请内地历史研究有突出成绩的教授到中心驻站研究某一历史课题，这位教授可以点名希望谁能一起来，中心出面协调、邀请，大家一起研讨，拿出研究成果。近年来在国内历史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杨奎松、熊培云、张鸣，还有英年早逝的高华等人无不受惠于此。这种合作机制完全适用于文物修复工作。如由某文博机构出面，集结几个志趣相投的同仁就一件重量级的破损文物一起修复，同时出版修复报告。既有效地保护了国宝，又切磋了技艺，取得了成果，对文物保护事业和修复师个人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既然选择从事文物修复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责任去增加它的魅力。用枯燥、寂寞、忍耐去积淀它的厚度，用神圣、幽默、快乐去发散它的香甜！让它超越“工作”的简单概念，真正成为大众所想像的“惬意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