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法奇，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杜威“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探究”教育思想强调经验基础上个体的主动反思、尝试和解决问题；杜威的“创新”教育思想注重思维与经验的结合，并通过猜测、假设、推论等方式，尝试方法上的突破。其主要特点是，把对教育的理解建立在一个哲学视野下和框架内，考察已有知识与新的知识的关系问题，并通过对传统教学思想的批判、改造，探索基于经验基础上反思、设计、假设的问题解决之道，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维度和方法论。杜威的“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还需要接受现代教育的检视，使其教育思想体系得以更新、完善和发展。

　　关 键 词：杜威 探究 创新 检视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杜威的批判与构建”(项目批准号：15YJA880022)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5)03-0016-22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将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对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威的“探究与创新”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对此，笔者曾于2004年在《比较教育研究》第3期发表了《探究与创新：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一文，其距今已有10多年了。今天结合教育实际再次阅读杜威的著作，笔者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如何深入认识杜威“探究与创新”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何解读“探究与创新”的含义及在教育上的运用？如何评价和检视杜威“探究与创新”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及其不足？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杜威“探究与创新”思想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哲学

　　杜威“探究与创新”思想的形成主要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当然，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社会变革和科学发展的产物。杜威曾经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到100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改变了政治疆界，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也使得人们的各种生活习惯、道德以及观念和爱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社会变革的重要结果就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随着生理学以及与生理学相关联的心理学的进展、进化论思想的出现、科学实验方法的使用等，强调发展及变化和重视探究及实验成为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杜威的“探究与创新”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探索精神广泛影响的特征。

　　社会变化和科学发展促进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从历史上看，美国早期没有自己的哲学。法国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曾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派别，对欧洲的互相对立的一切学派也漠不关心，甚至连它们的称呼都一无所知。”[1]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才产生了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最初产生于美国的哈佛大学。19世纪70年代，在哲学家查理·皮尔斯(Charles S.Peirce，1839-1914)主持的“形而上学俱乐部”里，一些学者共同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皮尔斯据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信仰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另一篇是《我们怎样使观念明确》(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分别发表于1877年和1878年的《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杂志上，首次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2]皮尔斯认为，任何一个观念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引起人的有效行动。他说，当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需考虑它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这就是说，不产生实际效果的事物不能形成对它的明确概念。例如，说“这块黄油是软的”，就意味着“如果刮这块黄油，可以很容易地刮出明显的凹处”[3]。在皮尔斯看来，人的具体活动与可证实结果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就是实证主义。

　　1898年8月26日，美国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教授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在伯克利大学作了《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演讲，宣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的开始。1907年，詹姆士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思想。在他看来，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一名词是从希腊的"πρáγμα"一词派生出来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一词演变来的。[4]詹姆士的观点是，要弄清一个观念或者原则的意义，只需断定它会引起什么行动。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它在本质上“和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协调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实方面，实用主义与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5]。“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6]从注重观念、原则、假定的实证的结果看，詹姆士的观点与皮尔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关心“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从知和行的关系看，“真理观”和“经验论”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当然，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真理观”。传统哲学认为，真理是我们某些观念的一种性质，它意味着观念和实在的“符合”；“虚假”则意味着与“实在”不符合。实用主义与传统哲学的“真理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说两者有区别，主要是对“符合”含义的不同解读。詹姆士举例说，墙上挂着一个钟，我们看它一眼，就会有一个图像，以后在记忆中会有一个印象；但是这种静态的印象，不是“符合”的本意。因为我们对挂钟的内部运转毫无所知，而挂钟如何工作对人们的生活极为重要。如果观念仅仅符合挂钟的外表，而不是它的工作过程，那不能算是真理。在这里，詹姆士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观念、概念等，不是用来记住表面的东西；如果这些观念没有解释力，没能成为人们行动的工具，是没有用的。詹姆士说：“掌握真实的思想就意味着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具有极其宝贵的行动工具。”[7]他举例说，一个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他发现小路上好像有牛走过的痕迹，可能会想到小路的尽头一定有住家，于是就随着这一痕迹走，如果他的假设是真的，他就得救了，否则他就会饿死在森林里。在詹姆士看来，真理不是静止的观念，而是在实践上已被证实了的观念。詹姆士进一步指出，思想、观念的真否，主要看其含义的效果，看其能否适用到应用的地方。能够发生应用效果的，是真的；否则是假的。詹姆士认为，观念为真的过程是一个证实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开始和结束。“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即这里有一个观念实现了，而且被证实了。“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这里“有用”是在经验里完成了作用的名称。[8]从这里可以看出，詹姆士更强调观念的工具性质和可操作性。

　　当然，把观念的真假与是否有用联系起来，容易使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成为庸俗化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曾一度被简化为“有用即真理”，甚至有研究者把实用主义看做是“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一种思维方法。在他们看来，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只注重实际效果，毫无理智可言。如何认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美国学者H.S.康马杰指出：“真理是在实际效果中发现的，如果把这个原则转述为任何有效果的事物都必然是真理，那也未免太容易，也太危险了。”[9]杜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于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个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10]从杜威的观点可以看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并不是以个人的好恶作为判断的标准，而更多的是强调真理的有效性以及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和社会标准。在杜威看来，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仅仅看做个人好恶的“有用即真理”，这是对实用主义的“浅薄的误解”[11]。

　　关于“经验论”，詹姆士认为，经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硬印到人的被动的心上，经验是活动的、冒险的、变迁的、进取的。杜威也提出了关于“经验”的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杜威认为经验是思想和事物的统一。它反对经验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哲学的本体既不是物质和存在，也不是观念和精神，而是它们的统一体——经验。二是从个体与环境关系的角度，认为经验是个体尝试和所经受的结果之间的联结。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里，杜威指出：“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的形式结合着。……在主动的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在被动的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来对我们有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经验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结，可以测定经验的效果。”[12]他进一步举例说：“一个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他所遭受的疼痛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是经验。从此以后，他知道手指伸进火焰意味着灼伤。”[13]在“经验”的问题上，杜威更重视人的主动性。他说：“经验变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有机体决不徒然站着，一事不做……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它并不默守、弛懈，等候外界有什么东西逼到它的身上去。它按照自己的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结果，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又反应到这个有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这个生物经历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个动作和感受的密切关系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经验。不相关联的动作和不相关联的感受都不能成为经验。”[14]总之，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论”是一种重视行动、崇尚实践，以及人主体性的理论。

　　在“真理观”上，杜威反对永恒的“真理观”。永恒的“真理观”主张，真理是涉及永恒和普遍的知识，特殊的事物都是从普遍的知识中推论出来的；普遍的知识为其本身而存在，与具体和实用无关；普遍的知识来源于纯粹的非物质的心灵。[15]杜威认为，这种“真理观”把经验与知识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的联系。杜威指出，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知识获得既不是古代的对经验的绝对排斥，也不是近代的唯经验论至上，而是注重以经验为基础的实验的知识；知识是经过经验和验证获得的。[16]

　　在“经验论”上，杜威重视“经验”的联结功能。在他看来，经验是主体与客体的联结，是主体作用于事物以后事物又对主体产生影响的特殊结合。通过这种联结和结合，可以测定经验的效果和价值。杜威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具有经验；单纯的、缺乏把活动产生的变化与产生的结果之间联系起来的活动不构成经验。这样的活动是盲目的、冲动的，丝毫没有生长的积累，经验也没有生命力。在教育上，经验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事情，不单是认识的事情；评价一个经验价值的标准在于能否认识经验所引起的种种关联和连续性，当经验具有价值和意义时，经验才具有认识的作用。在这里，经验的联结、结合等都需要个体的思维或者反思。杜威认为，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特定的联结，使两者联结起来。没有反思的因素就不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对事物的经验和反思是不能割裂的。[17]

　　与重视经验的反思相关，杜威非常关心知识与实践的分离和割裂问题，主张通过知识的连续性和运用知识的关联性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杜威看来，西方传统哲学最明显的特点是分离、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这是现代科学和技术，以及前民主时代的产物。在所有二元对立的范畴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和实践的对立。杜威认为，这一起源于古希腊哲学范畴对立的社会根源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等级差别，其社会学意义是闲暇和劳动的对立。以后在历史上又派生出本体与现象、永恒与变化、先天与后天、富人与穷人的哲学的对立等。在这些对立中，前者总是高于后者。因为发明这些“对立”的理论家认为他们思考的对象是高于实际工作的对象的。杜威指出，现代生理学和与生理学相关联的心理学的进展、进化论思想的出现、科学实验的使用等，为知识的连续性和去分离化提供了条件。知识是不能脱离实践的，知识是个体主动参与的结果，“经验即实验”[18]。

　　总之，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强调行动和实验的哲学。它反对只强调观念或者知识的孤立或独处状态，主张将观念与行动统一起来，并在二者的结合中对观念进行检验，把观念能否产生效果放在第一位。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探究与创新”精神，可以说是杜威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经验论”相结合的产物。杜威把“探究与创新”思想引入到教育，对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全新的思考，使得其教育思想形成了与传统教育明显不同的特征，为认识现代教育及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