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长青(1968- )，男，湖南邵阳人，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教育经济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领导、教育经济与财政、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金梦(1993- )，女，江西九江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随着《拜多法案》等一系列激励性法律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技术转移最终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产业政策。美国大学技术转移鼓励大学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学技术转移之路：产学合作开发、人力资源获得、大学培训服务、大学管理咨询、校企联合基金。大学技术转移为中小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亦引发了人们对大学职能的进一步思考。借鉴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经验，我国大学技术转移应该明确大学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突出公共利益最大化价值取向，健全完善大学技术转移法律，实现大学与企业伙伴关系的互动发展。

　　关 键 词：美国大学 技术转移 中小企业 创新发展路径

　　标题注释：广东省2016年软科学项目：广东区域协同创新主体深度融合研究“基于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构建、实践推理及修正路径”(2016A070705026)，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战略、路径与绩效动态监测评估”(17YJA880083)，中国科学院学部2017年咨询评议项目：高等教育、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大学的角色与作用研究”(1708099)。

　　中图分类号：G40-0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9)01-0074-09

　　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历了两个独立系统、单向合作关系、系统职能部分重叠三个发展阶段。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是大学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拜多法案》减少了横亘于大学—工业之间的无形障碍，提高了大学在经济增长中所承担的作用，促使大学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设立于大学中央管理体系中的办公部门，科研成果产业化得以超越大学传统的技术转移方式并逐步走向成熟。随着经济领域中政府干预的逐步撤销，从学术到工业的技术转移成为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选择。美国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是通过促使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系列政策而得以实施的，这些政策包括激励资本投资企业高风险项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显然，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是新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大学技术转移的作用。因此，新时代探讨大学与中小企业创新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作用路径，揭示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实践的借鉴意义。

　　一、从个体行为到国家产业政策战略：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之路

　　大学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学术研究基础的深度发展。肇始于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早期的“第一次学术革命”标志着大学由教学向科学研究的转型[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府资助大学的科研项目仅仅局限于出于特殊目的的极少数高校。《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1862)的颁布使美国各州建立起了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大学，其使命在于促进美国农业经济与机械技术的发展[2]。在法案实施中，政府资金投入的一种使用方式是以特定适用目标而扩张现有的学校，如康奈尔大学；另一种投资方式则为建立新大学，如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大学在推动美国政府、大学与工业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赠地学院继而成为美国农业服务扩张的核心，而农业扩张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作为美国私营部门主体的美国家庭农场。这一政策使大学培育了适合于特定地域范围内土壤与环境状况的种子生产线并成为美国小麦种植研究中心。《哈奇法案》(The Hatch Act，1887)对这些大学的农学实验站进行资助，进一步拓展了大学在这一领域的使命。因此，赠地学院的建立伊始，就带着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目的。二战前，作为企业慈善事业拓展的基金会在科研项目资助体系的建立及早期学术成果向工业转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而发展成为美国学术的一大特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模仿。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慈善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可以用来建立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就是典型例子。这些私立大学对研究生教育和基础研究非常重视，在科学研究成果商业化过程中贡献颇多。美国主要基金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向诸如分子生物学等新兴领域的项目支持，逐渐形成了一套支持科研的有效方法[4]。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30年代资助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项目，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微分分析仪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回旋加速器项目。1940年代资助了由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墨西哥心脏病学家罗森布鲁(Arturo Rosenblueth)联合主持的项目，该项目直接推动了数理生物学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培养一批专职捐赠工作人员考察国际大学，逐步形成了发现具有特定目标的项目方法，确定了能够对科研人员及研究项目做出评估的方式，扩大了基金资助范围。当今许多基础研究支持体系仍带有20世纪早期基金会资助行为的烙印，伴随着美国休斯基金会和英国惠康基金会对医疗及生物研究领域支持的显著变化，相对于政府的科研支持，基金会逐渐处于次要地位。

　　美国政府对科研的第二次主要干预发生在二战初期，政府通过将科研与高校相联系的干预方式来提高军事科研水平。尽管军队对于他们通过自身科研达到所需水平感到满意，但那些在一战中为军队服务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仍然在美国加入二战前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军队需要大学力量的帮助。顶尖的学术专家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曾任MIT副校长和时任华盛顿卡耐基学院院长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er Bush)均建议政府应当利用科研人员协助军事技术发展。这些科技精英成功游说了联邦政府高层，成立了一个由学术专家直接控制的专门机构——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来协助军队解决技术问题。事实上，当时的大学并不是进行这些科研最明智的选择之地，除少数大学外，多数大学缺少实施研究与发展项目的大型研究中心。而隶属于大型公司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更有潜力和能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军事用途，但是工业领域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并未处于与政府接触的前沿，来自大学的科学家领导了这一专门机构并负责为特殊任务下拨科研经费。学术精英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少数几所大学如MIT、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建立大规模的研究中心。一些诸如电子、核物理以及解决军事领域问题的实验室迅速建立起来。作为林肯实验室前身的MIT辐射实验室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多学科交叉定向研究实验室。它不仅在战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而且对战后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大科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辐射实验室成立于1940年10月，终止于1945年12月，在短短五年历程中，辐射实验室取得了正常情况下可能需要20年才能取得的科技成就。它开发了战时一半的应用雷达，建造了广泛用于空载、陆基、舰载等超过100种的军用雷达系统和附属装置，以1.5亿美元的总经费预算产生了价值达14.6亿美元的雷达产品[5]。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二战期间接受美国空军委托对德国研制的火箭及其他军事项目进行评估，并首先研制了美国地对地短程导弹。加州大学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对二战期间三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原子弹、低空爆炸信管及雷达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战期间美国科研机构聚集在少数几所精英大学，虽然违背了政府和大学倡导的“美国科研体系高度分权化和分散化，各类机构竞争各种类型基金”的理念，但战争紧急状态和出于压倒一切的政治目的，学者们改变了他们的学术信仰。二战给美国大学与工业的关系带来了重要影响，不但促使政府、国民、大学与工业本身对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而且实际上加速了大学与工业间的合作关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