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财政支出效果历来是政策当局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

　　现有宏观经济理论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政府财政支出效果呈现逆周期变化态势。政府财政支出的效果集中体现在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上，即一单位财政支出带来的产出增加量。财政支出乘数越大，财政支出的效果越明显，反之则反是。

　　这一理论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是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发展阶段已达到或者接近经济学中的稳态阶段。对此较为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分析。

　　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经济周期的演化紧密相联，财政支出效果的系统评估离不开对经济周期的考察。究其原因在于，公共部门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随经济周期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既有宏观经济理论较为一致地表明，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政府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一般大于经济周期的低迷阶段，从而导致经济周期低迷阶段的政府财政支出效果好于繁荣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刺激社会总需求来增加总产出，然而进一步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则显示，政府财政支出还会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挤出私人部门投资，最终降低甚至完全抵消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刺激效应。换言之，经济理论本身并未能给出政府财政支出乘数的具体取值。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估算政府财政支出乘数的具体数值，有助于理解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面对政府财政支出冲击过程中的交互作用，这对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均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经济来说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在给定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形下，较小的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所反映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对私人部门具有较大的挤出效应，该情形下，为更好拟合现实核心宏观经济数据，构建相关经济理论模型时则需要重点刻画挤出效应，反之则相反。

　　现有文献识别财政支出乘数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难是，计量回归模型中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具体而言，在政府财政支出影响产出的同时，产出也会反向影响政府财政支出。为处理该问题，现有文献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施加理论识别假设，即假设政府财政支出在短期内不会对产出的变化产生反应。但是对于采用年度或季度数据的文献，该假设是一个较强的理论假设，从而可能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关于财政支出乘数的具体数值，至今尚存在较大争议。比如，Blanchard和Perotti估计了美国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支出乘数介于0.96－1.73之间。Romer和Bernstein运用大型宏观计量模型对美国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估算，发现美国财政支出乘数在财政支出政策推出后第8个季度达到最大值1.57。Ramey则进一步将预期因素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发现财政支出乘数存在较大波动，其数值大致介于0.6－1.1之间。Ilzetzki等考察了44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乘数，发现不同国家间财政支出乘数大小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乘数通常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些文献主要选用宏观计量模型估算财政支出乘数。此外，为丰富模型的经济学含义，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考察财政支出乘数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类文献中的财政支出乘数一般介于3－5之间。以上测算财政支出乘数的文献，采用的是宏观计量模型或者DSGE模型，使用的数据多为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这类模型更加强调基于模型的预测分析。

　　随着计量经济学因果识别工具的发展与流行，以及高质量面板数据可得性的增强，采用更具经济学含义的外生冲击来测算财政支出乘数正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前沿。这类研究更加强调估计参数的因果解释。比如，Acconcia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意大利政府打击黑手党的外生冲击作为财政支出的工具变量，估计了意大利省级财政支出乘数。其研究结果显示，较之于2SLS估计结果，OLS估计结果显著低估了财政支出乘数，从而进一步强调了选取外生冲击识别财政支出乘数的必要性。Kraay利用世界银行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项目援助信息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识别。研究显示，这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平均为0.48，并且这一数值在不同的计量回归模型设定下基本不改变。Serrato和Wingender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对人口估计的修正作为财政支出的外生冲击，估计了美国州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结果显示，州政府的财政支出乘数介于1.7－2之间。总体来看，这类文献中的财政支出乘数介于0.4－2之间。

　　纵观以上文献，无论是基于宏观计量模型，还是DSGE模型，抑或是面板数据因果识别模型，由于未将经济周期特征纳入研究框架，均难以充分讨论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下财政支出乘数的特点。为此，Baum等将经济周期纳入模型，选用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G7成员国财政支出乘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发现经济下行时期的财政支出乘数大于膨胀时期。Candelon和Lieb在短期门限向量误差校正模型的框架内讨论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Auerbach和Gorodnichenko估算了美国财政支出乘数，发现经济低迷期的财政支出乘数是经济繁荣期的2－3倍。Caggiano等进一步将预期引入模型发现，经济低迷期财政支出乘数大于经济繁荣期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Canzoneri等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出乘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结果同样表明，财政支出乘数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在经济低迷期，政府财政支出乘数超过2，而在经济繁荣期，这一数值则显著小于1。不难发现，与财政支出乘数具体数值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关于财政支出乘数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相对大小，既有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即经济低迷时期高于经济繁荣时期。

　　国内关于财政支出乘数的代表性研究较早可以追溯到郭庆旺等基于IS-LM框架的分析，他们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从1998－2003年逐年下滑。与此不同，陈诗一和张军则采用非参数技术考察了中国省级财政支出的效率，认为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改善。王国静和田国强构建DSGE模型考察了中国政府消费与投资支出乘数，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李永友从市场信心视角对中国财政支出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市场主体信心的提振有助于增强政府财政支出效果。杨灿明和詹新宇以及贾俊雪和郭庆旺等学者对中国最优财政收支规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周期性特征是中国经济运行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典型事实。科学评估中国财政支出效果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纳入财政支出效果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实践，而且有助于政策当局制定和实施与新时期经济发展特点相契合的财政政策，对未来财政政策的执行也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还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约束、经济发展特征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等诸多方面，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异。与此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中国政府财政支出效果是否如发达经济体那样呈现逆周期变化态势？实证考察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及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问题。

　　十九大报告明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现代财政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而这离不开对财政支出效果的准确把握。将经济周期特征纳入中国财政支出效果分析框架，定量考察如下问题:第一，平均而言，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具体数值是多少；第二，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何特点，是否与经济理论预期一致，经济低迷时期的财政支出乘数是否高于经济繁荣时期；第三，更进一步地，特定时点的财政支出乘数是多少，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政策何时推出更加有效。

　　在克服已有模型设定的局限以及构建较为准确月度数据的基础上，系统测算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首次将经济周期特征纳入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问题研究框架，着重定量考察中国财政支出乘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同时进一步估算研究样本区间内各时点的财政支出乘数，并基于此对中国财政支出的时机进行初步探讨。一个核心目标是考察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特点，即对不同状态下的财政支出乘数进行考察。

　　基于产出对政府财政支出冲击的反应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自身冲击反应，采用Woodford所提出的方法计算财政支出乘数。该方法采用产出对政府财政支出冲击反应之和与政府财政支出对自身冲击反应之和的比值表示财政支出乘数。计算结果显示：经济繁荣期与经济低迷期的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0.37与0.85。换言之，经济低迷状态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显著大于经济繁荣状态的财政支出乘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逆周期特性，经济低迷期财政支出乘数是经济繁荣期的2.3倍。

　　经济低迷状态下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最小，而经济繁荣状态下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最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这两种状态下的财政支出乘数应当分别确定了经济在常态运行条件下数值的上限与下限，即研究样本区间内各时点的财政支出乘数应介于经济低迷状态数值0.85和经济繁荣状态数值0.37之间。财政支出乘数的均值为0.64。此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乘数均较大。

　　中国财政支出乘数高、低数值转换比较迅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危机冲击发生初期，财政支出乘数达到最高值0.85，而在危机发生后的半年和一年后该数值分别降低至0.54和最低值0.37。这意味着，精准把握财政刺激政策出台时机至关重要，错失财政支出政策推出的最佳时机很可能造成宝贵财政资源的无谓浪费。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类似，中国财政支出乘数也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一方面，财政支出乘数普遍具有逆周期特性，即在经济低迷期的数值显著大于经济繁荣期；另一方面，中国财政支出乘数普遍小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这一结论与Ilzetzki等所发现的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乘数一般大于发展中国家一致。此外，Kraay利用世界银行对欠发达国家的项目援助信息对财政支出乘数进行了识别，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平均为0.48，并且这一数值在不同的计量回归模型设定下基本不改变。

　　中国财政支出乘数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但高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此相关的一个政策含义为，政策当局需要谨慎看待继续采用特大规模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比较审慎的财政支出政策。

　　定量掌握中国财政支出乘数的这一逆周期特性，有助于政府因时制宜地实施更为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结果还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财政支出乘数显著高于其他时期，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乘数接近历史高值0.85。对各时点财政支出乘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变化呈现高低数值间迅速转换的模式。财政支出乘数第4期滞后对当期值在统计上不再具有解释力。这意味着精准把握财政刺激政策出台的时机至关重要，政策当局在危机冲击发生后较为及时地推出财政支出政策，有助于提升财政支出效果，错失财政支出推出的最佳时机将可能造成大量宝贵财政资源的无谓浪费。

　　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乘数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继续发力。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无边界放水，而是精准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分为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减税降费这两类。由于存在较大的挤出效应，需谨慎使用特大规模政府财政支出工具。与此相对应，由于减税降费这类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直接增加经济主体实际收入的特征，因此能够实现“精准发力”，有效规避大规模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进而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

　　财政支出乘数与经济衰退概率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非线性关系——当经济衰退概率提升到一定程度时，财政支出乘数随经济衰退概率增加的速度加快。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视作本文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之一。

　　（作者单位：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陈登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