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代史上，货币与金融制度的近代化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在其经济起飞阶段较好地完成了货币制度的改造与金融体系要件的建设，出现“金融革命”。健全而有效率的货币制度是金融革命的起点，其核心是建立统一货币制度并确立本位制，采用具有制度约束的信用货币替代金属铸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并有效管理商业银行等机构，以提供伸缩性的货币供给和信用创造。故金本位制下的法定信用货币制度及中央银行制度成为各国普遍的选择。

　　16—19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在货币主导权方面呈现出分明的演进差异。至19世纪下半叶，两国都面临来自欧美列强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入侵与冲击，开始向货币金融近代化道路演进。但由于制度遗产、路径依赖等不同，两国演进的过程和结局出现分流。

　　一、中国：从货币主导权下移到货币主权沦丧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致力于“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自强运动。光绪十三年（1887），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奏请置办机械自铸银元，试图恢复政府货币利权、缓解制钱紧缩危机、堵塞纹银外流等，拉开了中国自铸银元、铜元等机制铸币的序幕，但此举并未对晚清的货币金融制度有根本触动。由于清政府长期坚持“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国家信用渗透与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加之晚清时期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下降，致使中国近代货币金融体系走向由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变迁过程，货币主导权进一步下移。随着列强势力一步步侵入中国，其对于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侵夺和控制与日俱增，导致中国的货币主权几近沦丧。

　　从货币体系的变迁角度看，19世纪中后期，中国货币制度经历了从银钱并行的二重结构转变为外力冲击下银元、纸币、铜元居主导角色，银两、制钱、官私票等多元货币一体流通的混杂局面。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制度不仅没有走向统一并确立近代本位制，与之相反，货币的多元化、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货币的实体化程度很高、信用化程度很低；外国货币大行其道，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港口开放导致的经贸扩展，传统的银锭和制钱遭遇困境，由商人主导的竞争性多元货币制度稳步形成：称量银的主要变化表现为虚银两规制在各地如井喷般涌现，除几种影响较大的官平外，民间私平几近千种，银两形制、平色的地域差异进一步加大，银两多无法易地流通，只能熔铸成当地银两方能交易。其后，各地虚银两制虽以大商埠为中心渐呈整合趋势，但仍有数百种留存，银两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制钱及旧钱受制于价值低廉、铸量下降等因素，出现“钱荒”困境。咸丰大钱的发行使得物价高涨、好钱消退，加剧了制钱危机。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寄希望于利用机制制钱挽回颓势，但以失败告终，其后铜元不断替代制钱。银两制度的复杂与落后，使得外国银元在晚清时期盛行于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等地。

　　19世纪后期，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流通的银元不仅有西班牙银元，还有墨西哥、荷兰、美国、日本、俄国等国银元，且银元对中国银锭多有升水的情况。80年代，中国开始自铸银元，各省群起效仿，一改外国银元独大的局面，然各省所铸从成色到重量皆未能统一。中央政府多次试图统一银元铸造，但未能成功。铜元本为各省行大钱的应时之举，不料却获较大成功，地方所获铸利甚巨，各省纷纷开铸铜元，引致价格腾涨，造成铜元快速替代制钱，瓦解了制钱制度，并融入银元计价体系中，推动了近代银本位制的诞生。

　　信用货币主要有清朝户部发行的不兑现官票和钱钞、地方政府发行的官票、民间机构发行的银钱票，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咸丰时期户部发行的官票、钱钞初期多在北京及附近地区流通，很快沦为废纸；光绪后期，地方政府发行的官票受民间私票的影响，坚持可兑现，信用度较佳、在地域内流通状况较好，但总量不大。民间发行的钱银票在晚清时期的北方较为盛行，后逐步蔓延至南方，在多元货币体系中的占比快速提高，除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商铺、个人均可凭借信用发行私票。

　　外国银行在中国内地发行的纸币盛行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前期主要以英国特许银行（如汇丰、丽如、麦加利等）发行的纸币为主，其后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美国、比利时等国银行纷纷在其势力范围内大肆发行纸币，外国纸币的流通区域也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逐渐深入长江沿线和外国银行分支体系地区。

　　晚清货币体系变迁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的货币体制朝着机制化、“近代化”方向演进，但距近代本位制相去甚远。货币体系紊乱，货币的信用化程度很低，清政府对于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极为有限，导致外国肆意侵占中国的货币主权。与此同时，金融制度的变迁也显现出相似特点，即在缺乏政府有力支持和监管、国家公共信用缺失的情况下，信用的扩张主要由中外商人主导，中国民间金融资本发展相对受限，外国金融势力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市场主要由外国势力操控的洋行、银行，以及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账局、典当等金融机构构成；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通商银行等民族银行的兴起，以及各级官方银行的创办，中国金融市场形成了外国金融机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与中国新式金融机构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外国金融势力的增长较为迅速。外国银行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的份额，发展分支体系，形成庞大的金融网络。如汇丰银行在3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起北起北京、天津，南达澳门、海口、台湾，西迄汉口、九江，东至上海的庞大金融网络。各种金融势力在市场竞争中既有业务上的合作，也有激烈竞争。80年代后，外国金融势力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除经营中国企业的内汇、基本垄断进出口业的外汇，以及票据贴现、抵押放款业务外，还通过推广洋元、发行纸币、控制拆借市场、投资近代铁路与企业等方式大肆扩张。到19世纪末，外国金融势力进一步通过对华借贷战争赔款控制中国财政权力，尤其是通过攫取中国关税和盐税的自主权实现金融控制。

　　由清政府强制推行的货币金融近代化改革，迟至20世纪初才有效进行，但又面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利益纷争不断等因素的阻碍。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宣布设立银钱造币总厂，力图统一铸币制度。五月，清政府即在天津建立户部铸造银元总厂，并于两年后开铸银元，但各省并未停铸银元。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户部要求各省造币厂将铸币章程送部审核，也遭到各省拖延对待。宣统二年（1910）四月，度支部尚书载泽等奏称光绪二十九年财政处奏准在天津设立造币总厂以后，各省所设银铜各厂仍错杂其间，所铸形式既异、成色参差不齐，妨碍币制划一，并勒令“亟应将各省所设银铜各厂一律裁撤，专归天津总厂铸造”。但各省“按兵不动”，清政府亦无可奈何。光绪二十九年前后，国内外人士不断呼吁清政府厘定本位国币、建立统一货币制度。然而，清政府内部发生了迁延日久的金银本位之争、“两”“元”本位单位之争，其中掺杂了地方实权人物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各省、不同阶层间利益。这些激烈争论迟滞了本位制度的建立。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并颁行《大清银行则例》，企图建立拥有货币发行特权、为公众融资、负责国库管理等功能的中央银行制度；宣统二年五月，清政府出台《币制则例》，正式敲定建立银本位制，然而随着清朝覆亡，统一货币制度、建立银本位、设立中央银行等改革方案并未真正实施。

　　19世纪中后期，中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化依然因循市场主导的原有路径。在外力冲击、国门洞开的情形下，中国日益被卷入全球市场。市场的扩大、市场中心的转移及其对新式货币的需求，虽促使清政府进行机制铸币的实验，但未能促使决策集团有效借鉴西欧近代货币制度的经验，对传统货币制度进行根本改造。改革时间的延迟、内部诸种争议的缠绕、复杂币制变革的艰难与失败，一方面与晚清的政治、经济条件及决策者的思维意识等多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货币制度历史惯性的强大影响。这种状况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差异。

　　二、日本：从货币主导权上移到货币金融制度的近代化

　　19世纪中叶日本被迫开港后，在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过程中，相较中国，德川幕府及各强藩精英显得积极主动。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家形态出现转型，传统的幕藩体制松动，各方政治势力积极推动具有“公议”性质的权力重组改革，倡导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不过，在货币方面也出现许多新问题，诸如黄金外流、国内外金银比价不一、洋银流入导致的本币亏损等问题。为此，德川幕府再次进行货币改铸，并准备发行纸币。幕末改铸继续将金银铜三货品位下调，并调整金银比价，这虽然解决了不少新问题，但也造成货币流通混乱。除了金银铜三货外，私人商业票据、地方藩札广泛流通，通货膨胀严重。

　　然而，与晚清中国货币市场的紊乱不同，日本以黄金计算的货币占据主要份额，德川幕府铸行的货币依然居市场主体地位。明治政府在承继德川幕府金融主导力的基础上，不断明确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国家力量强力主导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应该说，明治时期的货币金融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交织着试错、调试，然而相比中国，其走向近代货币金融制度的方向日益清晰。

　　明治元年（1868）五月，明治政府颁布《银目废止令》，宣布将传统称量银货彻底废除，改为现金结算。激进的改革虽然对关西银币圈造成沉重打击，但明治政府通过此举快速整合了货币区域分割问题，将货币制度统一为金币本位。同年六月，明治政府为解决通商劝业、财政赤字、军费俸禄等资金问题，发行基于政府权威的债券性不兑现纸币——太政官金札，强制在各区流通，但未获得预期效果。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兑现纸币被迫与金银正币确定兑换比例，这使得其流通性增强、流通范围扩大，并最终具备了中央纸币的性质，但此时日本的货币制度并未统一。

　　明治二年至四年，明治政府相继实行了“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改革，将全国的财税、债务、军队等收归中央，完成了向中央统一政权的转化，为统一货币制度的出台提供了条件。明治二年三月，日本酝酿建立银本位制，准备自铸银元以驱逐广泛流通的洋银，但银本位制并未付诸实施。明治四年五月，明治政府正式颁行《新货币条例》，宣布废除幕府金银铜三货制度，转而建立金本位制，本位币称“日元”，另铸对外贸易银币及铜币作为辅币流通。由于贸易赤字所致金银外流、黄金储备不足等因素，金本位制并未真正建立，仍以金银复本位为主（其后实际形成了银本位制），只是在法律层面建立了统一的近代货币制度。此时，明治政府仍在发行新的纸币、铸行金银币，并不断强调纸币和金银正币的兑换关系，同时强制官省纸币、藩币兑换法定纸币，以此取代金属铸币，使得各类旧纸币统一到新纸币之下。纸币份额扩大带来了货币信用化程度的提高，明治六年，硬币所占市场流通比例降至44%。

　　为进一步提升货币供给的效率，为兴办产业输送资金，明治五年十一月，明治政府仿照美国银行制度出台《国立银行条例》。明治四年至六年五月，租税的货币化改革、整理并削减旧藩债务、废除并替代幕府金银铜三货制度（尤其是整理藩币）、奖励兴办近代产业等，无不加大了对货币供给和政府资金的需求，然而井上馨领导的财政金融改革却坚持通货紧缩政策，这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下降。这一时期持续进行的币制改革，使得日本初步实现了货币制度的统一。其后，大隈重信奉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他主张建立统一管理的纸币制度，把国内存有的金银正币集中起来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此时日本货币制度也稳步转向“对外以银为基准，对内流通纸币”的二重结构。

　　明治政府于明治九年八月重新修订《国立银行条例》。日本的货币供给量大大增加，货币的信用化程度迅速提高。然而，通过不兑现纸币融资也为财政危机埋下隐患。明治十年，西南战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加剧了财政危机，持有公债的士族阶层因货币贬值日益贫困，加之银币外流引起洋银价格上扬，社会各阶层饱受通货膨胀冲击。

　　明治十四年十月，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积极推行纸币整理措施，并推出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松方明确指出，纸币乱发是问题的根源。在抑制财政支出的前提下，他领导的货币财政改革通过增设税收、削减开支、加强预算监督、改国立银行为普通银行，回笼并注销政府多种纸币。松方整顿纸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将纸币注销，而且在于把财政余额的一部分作为纸币兑换的准备基金，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将准备金用于海外押汇资金，积极谋求积累金银正币，最终建立起完整的近代货币金融体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原题《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