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否通过扩大覆盖面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从收入的当期增加来说，是有可能的；但中国扩进来的人群多半是灵活就业人员或低收入者，他们缴纳的保费少，未来需要支付的多，所以从长远来说，要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问题。 

　　关于缴费率问题。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想少缴费，多拿钱，工作年限就得长。如果不想多工作，想多拿钱，缴费率就要高。 

　　DB计划的缺点很明显。瑞典成功地把DB计划转成了FDC计划。瑞典做了一个制度创新，其精妙之处，一是把DB转向了FDC，而不需要转制成本，也不需要承担基金管理风险。这样的转制使DB这个制度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或者政府的责任，转向了个人。责任转移的同时也是风险转移。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另一个精妙之处是，设定了一个平衡机制，保证这个制度在长期之内收支平衡。瑞典的数据是70年一个滚动，每年做一个70年的平衡预测。任何时候，发现收支不平衡，资产大于负债，就开始启动平衡机制。 

　　还有一个精妙之处是长寿风险机制的设置。在智利模式里，个人账户没有长寿风险的设计，瑞典有。我的疑问是，个人账户，NDC也好，FDC也好，到底有没有激励作用。 

　　个人账户存在计息率，根据工资增长率来给个人账户计息，只要发现收支不平衡，就随时启动负利息。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一是投资失败，一是失业增加，2008年收支不平衡，于是就开始启动自动平衡机制。启动以后需要9年的时间，到今年还没有修复到原来预期的结果，要到明年才能修复。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名义资产的缩水需要9年时间来修复，期间退休人口的损失怎么办？政府是怎么应对这个风险。瑞典有一个口号特别值得学习——活的长，工作的长。 

　　NDC和FDC的比较。它们是两个制度，NDC是由2.5%的FDC个人来决定投资。FDC有收益率的波动。但是拉长时序，就会发现，无论是从算术平均数还是从几何平均数，还是从加权资产收益率来看，FDC都好于NDC。在做两种制度选择的时候，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珍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根据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养老金改革：国际动态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