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道路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的道路社会属性论、道路历史必然论、道路自主探索论、道路探索完善论和道路世界意义论等重要观点，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 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 中国方案  

　　作者：吴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正是基于对道路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围绕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在作出一系列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回应和澄清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化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内在一致性的观点主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发展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有力的思想支撑。

　　一、道路社会属性论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理想的放逐和信仰的陷落成为弥漫世界的一种景象。共产主义渺茫论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所表现，这种状况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探索进程中的重大课题，道路的社会属性问题也因之与以往相比有了更为显著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将现代化道路与社会属性分离开来，认为现代化道路是与社会属性毫无关涉的问题。更有甚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其实质是对中国道路作出了非社会主义的判定。上述两种错误理解不仅在当下社会意识领域有一定的思想市场，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凸显出来。这不仅反映了中国道路为自身正名的现实必要性，也反映了中国问题的发展程度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紧迫性。

　　方向决定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启新的探索之际，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指认，已经不止出于自我正名的动机，更具有方向性的把握。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在习近平看来，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3]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等八个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对中国道路基本规定的总体性概括，蕴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实践要求。正是坚持和贯彻了这八个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亮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底色。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阐述，是新形势下对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的新思考，蕴含了对理想性严重弱化的清醒认知和批判性的反思。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他强调：“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习近平告诫全党：“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复释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联作出深入阐发，是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紧张的条件下，对中国道路共产主义未来前途的坚定表达，明确提出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道路探索做出规范性矫正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阐述，也是基于西强我弱世界格局的一种战略考量。从两制关系的角度看，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反映了资强社弱的实际状况，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现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同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合作和斗争，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还必须面对人们用西方国家的长处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展示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图景，我们所说的道路自信是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不是别的什么自信，这份自信与道路探索中的战略定力具有内在一致性。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巩固和完善的改革，由此决定了在中国道路的未来探索中，“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御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5]，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真正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二、道路历史必然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对中国道路探索变迁与深化史的深情回望阐发了他对道路历史必然性的理解。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6]2013年3月17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7]很显然，习近平特意用四个“走出来的”的排比用词来表达他对这条道路的尊重和敬畏。

　　为了强化对道路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习近平多次以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阐明中国道路的历史与实践基础。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8]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9]

　　除了上述感性表达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还从理论层面深入论述了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三大关键性问题：一是主义和道路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0]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化的思想武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解决中国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是条件与道路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1]道路和规律不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2]

　　三是新中国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对于这个关涉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两种极端的认识倾向，澄清其中的错误不仅可以深化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且也关涉中国道路未来探索的方向把握。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很显然，没有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30多年建设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得以开创的。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实质上都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根本对立起来，从而消解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习近平对中国道路展开过程历史必然性的论述，既包含对中国道路来之不易的由衷感慨以及对中国道路探索厚重历史的肯定和敬畏，也包含对当前社会意识领域种种错误观点的批判和驳斥，表达了坚持和捍卫中国道路的鲜明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成为道路自信的力量源泉。正如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