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章太炎思想特具魅力之处，正是那种“革命”与“传统”贯通、“激进”与“保守”并存的结构和性格。

　　2017年4月，《章太炎全集》20册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章太炎全集》之所以能在近年迅速得到整理并出版，借助的是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国学热的势头。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浮现出来的章太炎形象，可谓“革命家”淡出，“国学大师”凸显。2017年9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章太炎全集》出版座谈会，主题就是“传承太炎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问题出来了，章太炎究竟是怎样把“革命”与“传统”集于一身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文化的保守者？他的“国学”、“国粹”在一个怎样的意义上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这就要从钱穆所写关于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说起。一篇是《余杭章氏学别记》，写于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不久，文中说：“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1978年，钱穆又写了一篇《太炎论学述》，文中却说，章太炎崇信的佛学其实乃是一种哲学观点，“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居然用了“怪诞”这个词！他又说，章太炎的“国学”运动“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 在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温情与敬意的学者钱穆看来，章太炎立论是如此之怪，如此之新，这意味着，章太炎的“国学”、“国粹”事实上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重构。

　　而在今天看来，我认为，经过章太炎激进重构的“国学”或“国粹”乃是中国文明寻求自身现代化道路的一块重要的思想基石。这块思想基石的核心，正是章太炎那融会了西方哲学、佛学、老庄学的唯识学和齐物论，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正如不少章太炎思想的研究者所指出，他的哲学有着一种极其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其矛头一面指向传统社会的三纲六纪，一面指向西方现代性的一切观念建构，皆所向披靡。他的哲学几乎取消了一切“名言”也就是一切意义和价值观建构的真理性，在章太炎那里，所谓“普世价值”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理性的虚构。但是，章太炎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吗？不是，他正是从彻底的“否定”出发，破除人们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迷信，转而去肯定了这样一种信念：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文明都应立足于自身的生活世界也就是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主体性地追求价值自立和价值自足。章太炎曾自述平生思想经历“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之变，我认为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日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组成“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会”，他们对中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并将之作为反省、批判日本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为此，他们不满足于跟踪中国革命的现象层面，而是回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以探求“新中国”的思想根源，他们找到了章太炎以及晚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