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白乐天集后二首》是苏辙读中唐白居易的《白乐天文集》后的一些感慨，作于宋哲宗元符年间苏辙流寓循州时。据文中所言，元符二年（应为元符元年）六月，苏辙自广东海康（雷州治所）再贬广东龙川（循州治所），经过长途跋涉、水陆并行于八月到达龙川贬所，住在城东圣寿僧舍。苏辙在“闭门索然，无以终日”的苦闷中，“欲借书于居人，而民家无蓄书者”，而自家的数百卷藏书也在“自筠徙雷，自雷徙循”的迁谪岁月中尽付他人，好不容易才从“世为儒”、“粗有简册”的西邻黄氏老家中搜罗到《白乐天文集》。读完《白乐天文集》，苏辙的情感很是复杂，他在《书白乐天集后二首》（其一）中，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愧”与“鄙”。那么对于白居易，苏辙何以“愧”，何以“鄙”？透过苏辙之“愧”与“鄙”，我们亦可窥视其流寓岭南期间的情感状态。

　　苏辙之“愧”

　　苏辙所“愧”者，在于白居易面对政治逆境时的“达”。白居易一生行事，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入世时，不畏权贵，讥刺时政，箴病补缺，其“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讽喻诗，笔锋犀利，使权豪扼腕切齿。白居易亦因直言急谏及卷入“牛李党争”，罪贬江州，转任忠州，后又出任杭州、苏州，以分司洛阳终老。《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

　　总而言之，白居易在迁谪时，往往能以一种委顺从命、旷然适性的心态去面对，故此，苏辙认为“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白居易最后得以“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由此，苏辙感叹“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反观自己，自哲宗亲政，先是岁更三黜，旋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龙川略志引》），“方流转风浪，未知所止息”，特别是雷、循的暑热、庳湿、瘴霾及迥异于中原的言语气候风土、年已六十垂暮且衰病的身体、严峻的社会形势都让流寓岭南的苏辙感觉北归无望，虽然他努力以佛道自遣，字里行间终究难掩迁客逐臣的忧惧愤恨怨悱。

　　在归宿问题上，自小崇佛的白居易在晚年谪居的岁月里往往有一种“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的随缘自适、泰然而安。苏辙在岭南虽然也一再说“借问何时归？兹焉若将终”（《次韵子瞻过海》）、“此身所至即所安，莫问归期两黄鹄”（《子瞻闻瘦以诗见寄次韵》）……仿佛要把贬谪地雷州、循州都当做终老于此的“乡关”了。事实上，苏辙在赴岭南化州途中经过临江，曾作青词《阁阜》向神灵祈求“愿得生还中原”，到了雷州，他更是时时做着北归回乡之梦：“颍川筑室久未成，夜来忽作西湖梦”（《同子瞻次过远重字韵》），在《龙川青词二首》中又一再祈祷：“觉悟朝廷，解释罗网，骨肉安乐，相从北还”（其一）、“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愿朝廷觉悟，罗网解脱，振衣北还”（其二）。这些颇欲自解却终不能解，貌似旷达而实寓悲哀的诗文，透露出流寓岭南的苏辙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对北归中原的希冀。缘此，我们就能理解苏辙面对能顺适所遇的白居易“观其遗文，中甚愧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