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华师大”，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戏谑式的口号，却因为抓住了华东师范大学最核心的特征而广为流传，成为一代代“华师大人”的青春记忆。

　　今天，新任华师大校长钱旭红对这份“爱”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爱在华师大”，不是小情小爱，一个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必然赋予华师大这所引领中国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以宏大的历史使命。

　　这份爱是博大的，也是沉甸甸的。

　　人物小传

　　钱旭红，196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化学部咨询委员、亚太化工联盟主席、德国洪堡基金会学术大使。

　　■首席记者　顾学文

　　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解放周末：都说“爱在华师大”，作为校长，您觉得这份“爱”该从何说起？

　　钱旭红：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探索、创新服务和引领文化的机构，在大学里谈“爱”，首先一定是对知识、对真理的热爱。

　　解放周末：您16岁上大学、32岁当教授、49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开挂”人生背后的源动力，是否就是这种对知识的热爱？

　　钱旭红：这话说对了一半。

　　1978年，我16岁，说是高一，其实几乎什么都没学过。宣布恢复高考时，我连小学的许多知识都没搞懂，怎么办？我借来文革前的教材，开始自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教辅书，记得有一天，有消息说新华书店进了一种教辅书，我拔腿就往书店跑，一路上看到都是跑去“抢书”的人。

　　我的人生算不上“开挂”，高考恢复后的那批大学生中，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这既是因为之前10年留下的空白给了大家发挥的舞台，也因为那时大家所受的都是不成系统的教育，因为不成系统，所以思维没有被框住。

　　当然，那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我绝对不希望历史重演。但是，人的天性是好奇的、好学的，只要天性不被扼杀，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解放周末：像您这样的高考恢复后的77、78届大学生，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岁月里，并没有放弃学习；即使前途不明，即使有被揭发的风险，仍然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是为什么?

　　钱旭红：人都有逆反心理，越不让学、越不让看，就越是想学、想看。

　　小时候，父亲爱写些文字，我就拿来看；外公房间里藏着《红楼梦》，我也偷偷地看；家里有鲁迅的书，可鲁迅的书再好，总看也没劲啊，于是就翻父母藏起来的各类“毒草”……偶然看到本《苦菜花》，觉得这棵大“毒草”怎么这么好看。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乱翻书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书就是要看得杂。不是说搞理工科研究的就不用读文学、读哲学，正相反，人文知识对理工科学习是能产生积极帮助的。人不能站在知识的孤岛上。

　　感谢父母没有“格式化”我

　　解放周末：今天的孩子，已经很难想象您当年想尽方法才能看到书的情形了。学习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孩子们似乎少了学习的主动性。

　　钱旭红：确实是这样。我注意到，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我国得奖人数很多，但后来真正从事数学研究的，几乎没有。为什么？我推测是他们的大脑“受伤”了：大脑形成了看到数学就讨厌的反射——为了拿奖、夺牌而过度学习、超前学习，已经在他们的身体上、精神上留下了创伤，一旦可以不用再学了，他们就再也不想接触数学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文指出：教育有激发创造力的力量，也有扼杀创造力的力量；好的教育成就人，糟糕的教育给人带来的是毁灭。人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孩子大脑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你就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超过了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体力和智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他的个性也得不到尊重，这个孩子就被改变了，创造力就被扼杀了。

　　解放周末：您从小喜欢文学，擅长文科，但高考那年您的父母要求您弃文从理。为什么这样的干涉并没有影响到您的学习态度？

　　钱旭红：我是不赞成父母干涉孩子的发展方向的。好在当年父母虽然对我提出了要求，但从小他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爱学习、宽松的家庭氛围。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教师，都爱读书，所以，不管学文还是学理，他们让我从小就懂得学习是重要的。我一直记得爷爷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于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丢掉，只有一样东西是丢不掉的，那就是你学到的知识，那是永远不会丢掉的财富。

　　他们没有“格式化”我，我对任何事情都保有一份好奇，这让我有余地继续往前走，而且可以探索不同的领域。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希望孩子爱学习，父母自己首先要爱学习？

　　钱旭红：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家庭教育是起步时最为关键的一环。但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家庭教育没做好，指望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没做好，指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则把教育简化为上课，上课等同于考试，考试等同于分数。这样，教育就慢慢“跑偏”了。

　　过细、过专的教育缺乏温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当下教育中最大的弊病是什么？

　　钱旭红：不自由、不全面、扼杀个性。

　　教育必须多样化，不能一味地搞标准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对父母生的，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也是不一样的，是可以辨识的，这样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

　　机械产品追求标准化，是因为这样才具备可替代性：一个部件坏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标准不一样，就是废品。

　　教育搞标准化，就是把人当成工具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父母把孩子当成工具，学校把学生当成工具。“工具化”的人不善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很难有创造、创新的能力。人不可能不做工具，但人本身又是目的，人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解放周末：早在千百年前，孔子就提出要因材施教。但在今天的大学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比较有限，转系、转专业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钱旭红：因为一转就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麻烦。一是一、二是二，人人都“听话”，多好管啊？但这是本末倒置，教育是为了人，不是为了管理方便。

　　解放周末：您在国内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领域从石油化工基本有机专业转向精细化工光电性能染料；　去国外留学，您又把研究方向转到了绿色农药和生物染料，可以说一直在“转换跑道”。

　　钱旭红：从细分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我转了好几条跑道。但是，我看上去转了好几次专业，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化学化工领域。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划分得太细了。真实的世界并不会被划分为“数学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或者“文学的世界”，世界是综合的、整体的。但我们的教育把一个人培训成了“数学人”、“化学人”、“音乐人”……这自然吗？你可以有音乐天赋，但必须也有别的东西，这才是自由、全面的人。现在为了教学的方便划分许多单一学科，但自然界是不存在单一学科的。现实中哪个问题是单一学科的问题？学生在学校里如果只接受单一学科的训练，进入社会后怎么去解决综合性问题？

　　解放周末：这样过细、过专的教育，其实是缺乏温度的。

　　钱旭红：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机械思维的格式化培养方式。工具、机器是没有爱的、冷冰冰的。所以我们讲到“爱”，就是要让教育回归到“爱”这一本质。

　　解放周末：您觉得，回归的方向在哪里？

　　钱旭红：如果按照量子思维的方法来推行教育，就要在教学中强调师生的互动启发和讨论，因为主客间会相互诱导而发生变化，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和学是情感上的互动，不是我说你听，不是下达标准答案。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路径可以有哪些？

　　钱旭红：除了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之外，我觉得还要重视发展脑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对大脑有更多了解，知道应该在什么阶段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教，哪些不该学，把人脑发挥到合适的程度，而不是极端的程度，既提高学习的效率，也符合自然发展规律。

　　另外，要发展实践教育。我们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实践，教出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什么古代我们的自然科学比较弱？因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脑动手做实验，从书本到书本，最后只能变成书呆子。现在有多少家长是从小培养孩子生活能力的？都是不让孩子刷鞋，只要孩子刷题。我想通过实践教育来补这块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