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先生（1916-1994）是20世纪“上海十大史学家”①之。掐指算来，已仙逝20多年。人到老年常念旧。这些年来，我经常想到他，不时讲到他。讲到他对我国宋史研究的特殊贡献，讲到他的为人与治学之道。想到在他引领下工作的那些日子，想到他留给我的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疑问。

　　一

　　我有幸认识程应镠先生，是因为参加编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大辞典》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历史学界的一项重大工程，由当时资格最老、最具感召力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担任总主编，著名历史学者多半参与其中，担任分卷主编或编委。

　　据介绍，这部大辞典“是迄今为止新中国编纂出版的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写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辞典”，号称“当今世界上最全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大辞典》有14个分卷，《宋史卷》的主编是邓广铭、程应镠两位先生。因邓先生忙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分册，《大辞典·宋史卷》由程先生全权负责。

　　我初次见到程先生，是在上海桂林路100号——现在的上海师大徐汇校区。1982年春，应程先生之约，我与徐规先生等前辈学者以及朱瑞熙、王曾瑜等朋辈先进一同来到这里，在程先生主持下，编审《大辞典·宋史卷》。

　　2012年秋，程先生的高足虞云国教授邀请我到上海师大访问，我当即欣然应允。因为这个“书香惹人醉，花落梦里回”的地方，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若干值得回味的往事。

　　30年后，这里旧貌换新颜，装修整饬一新，让我几乎无法辨认。经云国兄提示，我才发现早餐饭厅就是从前的食堂，徐规先生和我等当年在此处拿着饭碗，和同学们一道，依次站立，排队打饭，然后回宿舍就餐。

　　下榻的宾馆正是当年我们寄宿的招待所。当年，外地来的7位学人在此住宿。两人一间屋，兼做办公室。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师大任教的元史研究生，后来大名鼎鼎的萧功秦教授和我同住一室。徐规、颜克述两先生与我们毗邻而居。

　　徐规先生是温州平阳人，每餐必饮老白干，工作时总要打开收音机听越剧。越剧声音开得很大，并不影响徐先生工作。他眼力非凡，酒后头脑反而特别清醒，总能迅速发现我们的错误，并快速一一予以纠正。

　　此刻，我仿佛回到30年前的时光，想得最多的、同云国兄谈得最多的无疑是我们的主编程应镠先生。

　　程先生给我的直觉印象有二：一是体格格外健旺。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每天清早都看到他穿着当时很时尚的运动鞋，在学校大操场里跑步，他年轻时似乎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二是组织能力超群。他非常讲求效益，从不开会闲谈，主要依靠曾维华②、虞云国两位助手开展工作。行政事务一概由曾维华负责，编审事务则通过其学术助手虞云国上传下达。

　　任务一清二楚，工作井井有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和问题需要直接找程先生。

　　程先生事业心极强，为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编撰《大辞典》，他辞去校内一切事务，一人专心致志在家里办公。我们不便打扰，只是晚饭后偶尔到他家短暂拜望。先生颇有长者之风，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

　　当时，我刚调离西藏，到四川师大任教，想趁机观摩上海师大历史系的课堂教学。程先生立即安排，让我听他的大弟子李培栋老师讲课。李老师讲五代十国，讲得十分精彩，至今记忆犹新，给我启发很大。

　　当年从事国家特大重点科研项目，条件之艰苦，生活之简朴，在今天难以想象。参与者无任何好处，每人每天仅有生活补助费3角6分钱。或许是为了弥补一下吧，离开上海前，程先生出资40元，请我们在徐家汇衡山饭店吃了一顿淮扬菜，算是“奢侈”了一回。应邀作陪的有早年著有《宋金战争史略》一书的沈起炜老先生。其中一道鲜虾仁炒豌豆，味道异常鲜美，始终让人回味。

　　在程先生的精心组织和辛劳工作下，《大辞典·宋史卷》于198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印行，在各断代分卷中是最早出版的。这本辞书缺点虽然相当明显，正如程先生所说：最大的缺点是“所收词目远远不能符合读旧史时的需要”。③然而，直至本世纪初仍是宋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