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传统的生育行为在遭遇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产生极大的“社会回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据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攀高态势，并严重偏离国际规定的102—107正常值。异常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有违生物学规律，导致婚姻挤压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往研究普遍显示，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人们过分对生育性别（尤其是男性）追求和选择的结果。

　　传统文化

　　是男孩生育偏好的心理根源

　　传统文化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为根基。在我国古代社会有以农为本的传统，加之卫生条件差，自然灾害以及战乱常会造成人口锐减。为保证足够人口参与劳动生产、军事作战、增加社会财富等，社会盛行“早生”、“多生”。此外，农业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封闭落后，对体力格外依赖。对农民个体来讲，家庭人丁兴旺尤其是男丁兴旺，就意味着劳动生产占优势，有利于获得更多资源。最重要的是，小农经济本身封闭，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使整个乡土社会结构稳固，重视生育男孩的思想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传统文化崇尚儒家文化的“仁”、“礼”、“孝”。“仁”促成以“礼”为基本原则的社交秩序，“礼”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就是“孝道”。孝道必须依靠宗室继嗣、子孙延续，倘若“无后”，即不孝，有违“仁”。因此，在古代社会，男性成为宣扬礼义、传递孝道的核心人物。家族昌盛寄予女性诞育男嗣，形成以男性为核心、“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责任伦理。

　　传统文化尤其推崇“男婚女嫁”的婚姻模式，不仅表现为女儿自出嫁便与原生家庭剥离，也表现为与原生家族的利益关系分离，并舍弃对生身父母的赡养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主观来讲，女性也会顺从整个家族利益，更倾向于生育男孩以换取在夫家的家族地位。

　　城镇化使男孩生育偏好文化松动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概念，与西方学者眼中的“城市化”不能完全等同。城镇化本身包含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特色，同时，它作为一种催化力量，也在不断消解乡土文化。城镇化是政治经济大潮，更是文化大潮，它冲击着传统生育文化，包括生育偏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