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恩格斯曾指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这种“辩证哲学”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更进一步强调，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既有的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实现了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转变。作为与马克思并肩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是一位善于开展理论批判的革命家，他在与自诩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杜林的论战中，拿起理论批判的武器，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向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进攻的杜林所“创造”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从而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杜林论》这部论战性的理论著作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恩格斯的理论批判品质。

　　理论批判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理论批判是一种觉悟，它展现的是批评者的责任与担当。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被动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依靠人们参与并努力予以推动的过程，尤其是需要依靠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成员来推动的过程。每当社会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时，总有那么一些人会自觉地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这份历史责任，引领和激励人们探索真理并为真理而奋斗。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暂时转移到已经实现统一且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的德国。1875年5月，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系——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这次合并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两个派系合并过程中，宣称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参加了第一国际、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一派的爱森纳赫派竟然“拿原则来交易”，对以拉萨尔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参加第一国际、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以至于在合并大会上通过的竟然是一个在党内产生了严重消极后果的充满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与此同时，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进入党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腐蚀党的机体和灵魂。而恰在此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代表、执教柏林大学的杜林突然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并于1871—1875年先后抛出《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三本书，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一时间，杜林这些极具欺骗性和鼓惑力的思想在党内有了极大的市场，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出版物也成了传播杜林思想的主要阵地，甚至连当时德国民主党一些领导人也因迷惑于杜林的说教而成了杜林的追随者。

　　恩格斯为了使党的利益不受损失，毅然决定中断已经从事七、八年之久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从1876年5月底开始，一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清算和批判杜林理论体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之中，完成了这部被列宁称之为与《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正如恩格斯自己在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是在“杜林先生突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向当代挑战”的时候，在“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的使命感召下，对“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的。恩格斯这种为了共产党人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的批判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批判品质。恩格斯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推动历史前进，不能把自己作为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者，而是要勇于担当，勇于进行理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