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与朱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荀彧这个人物展开，于朱熹而言，荀彧之死不过咎由自取，其最大的过错在于辅佐曹操时的动机不纯；于陈亮而言，荀彧是拥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实干家，以“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去衡量，荀彧不可谓不是人才；根本而言，陈朱二人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动机、效果等关系的不同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陈亮作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将伦理道德与伦理道德的实现手段相互区别开的理论则被称作“仁智二元论”，时至今日，其中的不少观点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最近随着浙产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热播，荀彧这个历史人物再次受到热议，也引起人们对陈亮朱熹之争的思考。

　　朱熹：

　　荀彧居心不正

　　咎由自取

　　由于曹操历来被视为奸雄，荀彧之死受到很多人的同情。在曹操创业初期战官渡、伐刘表各战役中，荀彧（字文若）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建安十七年去世前已经当到了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可是，当有人劝曹操加“九锡”、受“魏公”之位时，荀彧却劝阻曹操要懂得谦让。曹操不爱听，从此冷落荀彧，最终充满悲剧地离世，可见荀彧是曹操猜忌多疑性格的一个牺牲品。然而，孝宗淳熙十一（1184年）、十二年间，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在一封信中对荀彧之死进行了批评，认为荀彧居心不正、咎由自取：“考其议论本末，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朱熹也指出荀彧是大宦官唐衡的女婿：“则彧之失其本心久矣。”朱熹还把荀彧比作刘穆之、宋齐丘一类的人物，刘穆之先是辅佐刘裕篡位，建立刘宋政权，后因在刘裕集团内权力斗争中失宠而“以忧卒”；宋齐丘先是辅佐徐知诰（唐烈祖）篡位建立南唐，后因南唐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而隐居不出。在朱熹看来，荀彧最大的过错在于其动机不纯，“未见其有扶汉之心也”。汉室代表了正统，代表了君道，而曹操则是乱臣贼子的典型，因为荀彧追随曹操二十多年，目击汉帝权威每况愈下，曹操威势蒸蒸日上，他对曹操的篡夺之心不可能毫无察觉，荀彧最后的“以忧卒”完全是咎由自取，是曹操集团在全面篡位前夕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问题是，为什么朱熹在淳熙年间突然想到要批判一下九百多年前的荀彧呢？原因是当时他看到了杜旟（字伯高）写的两篇史论文章，杜旟在这两篇文章中引证了荀彧的事迹之后，说：“圣人独显仁、义、礼、信以为教，而神智以为几。”杜某的意思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是孔子以来儒家的列位圣贤都只是阐述了“仁、义、礼、信”的道理，对于“智”，却没有明说，后代学者只能从历史中学习领会，灵活运用，譬如像荀彧这样的智谋之士，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朱熹看到这句话大受刺激，他批评道：“若其果然，则是仁、义、礼、信乃无用之朴，而智乃仁义礼信之贼矣。”朱熹说，原来“仁义礼信”是迂腐无能的象征，而“智”才是建立功业的本领，儒学之所以不振，原来是因为儒家缺乏智谋之士，那么这种儒学与战国的法家、纵横家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