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关键词］新型政商关系；发展型国家；嵌入型自主；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2-0030-06

　　［作者简介］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他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多沟通，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习总书记以朴实生动的话语，精辟地阐明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目标和实现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新型政商关系以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意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清晰厘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既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也有利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嵌入型自主”与新型政商关系

　　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政商关系太近，容易产生寻租、腐败，政企不分；太远，又不能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协同效应，导致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政府太强缺乏制约，容易形成“掠夺型国家”；政府太弱缺乏自主，又容易被商业利益集团俘获利用（比如有些国家的强大商业游说集团），变成“俘获型国家”。

　　大量研究表明，理想的政商关系，意味着政商密切互动，但又各自行为独立，边界清晰。在这种关系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协同互补，发挥最大的效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埃文斯（Evans）将此种政商模式称为“嵌入型自主”（Embedded Autonomy），此种国家类型为“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1］20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便依托合理的产业政策、良好的政商合作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发展型国家/地区的典型。

　　计划经济时期，在国际复杂形势和国内艰巨建设任务的背景下，我国实行了较为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和中央政令来推动建设，形成了以国家自主性为中心的行动逻辑，高度依赖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制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压力型”体制有利于发展计划的实施，但在转型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方面，在市场化浪潮中，少数官员自身角色的定位不清，易受到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滥用了手中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公务员的专业化过程也可能导致过度科层化，行政体系“悬浮”于社会之上，加之各部门以项目制的方式自上而下推动任务完成，社会经济治理趋于碎片化。

　　埃文斯提出，解决政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需要形成“嵌入型自主”政商关系模式，即国家在保持自主和独立性的同时，需要嵌入社会中，保证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时既有自主性又能充分考虑商业部门和各种经济主体的需要，从而使国家的各项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需要并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达到最好的政策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效果。［2］

　　“嵌入型自主”对我国政商关系和经济发展颇具借鉴意义。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达到新深度。国家要实现整体发展，但地方的差异和分化加剧，多种路径和多元利益需求相互交织，传统政府权力的单一管理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已难以为继，要求转入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强调在政治-经济-社会复合结构下实现政治改革、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协同共进，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这意味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是统筹多个领域、多项制度，“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立体联动，核心就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