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因违法搭建、群租、乱停车、野蛮装修、侵占公共设施和公用部位、宠物扰民、开发商遗留问题、物业服务不到位、业委会管理混乱、城市规划不合理等引发的小区物业纠纷日益显现，成为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秩序与居民“获得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维护居民生活安宁与社区和谐稳定，可以从各地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中汲取经验、获得启发。

　　与居民期望相比

　　还存在一些不足

　　全国各地在小区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方面展开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北京在建立和完善纠纷化解组织架构的同时，大力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新型调解组织，并加强与法院的诉调对接，推动形成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互协调、全面覆盖的调解网络。深圳通过政府购买律师服务、聘请专业知识人员，打造了一个依法规范、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体系。

　　又如，南京于2015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投标，选定第三方组成专家团队起草条例文本，之后于2016年通过《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这个地方性法规针对物业纠纷的难点、热点问题，将物业发展领域的新经验、新趋势纳入立法范围，使得住宅物业管理和服务、物业纠纷的化解有法可依。

　　作为上海人口增长较快的区域，闵行区近年来进行了物业纠纷多元化解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得到中央及市有关部门的肯定。例如，制定小区物业纠纷多元化解的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共治的小区物业纠纷化解组织体系，建立“1+14+N”的小区物业纠纷化解平台（“1”是区一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14”是13个街镇和1个工业区的物业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配备专职的物业调解委员会；“N”指的是扶持第三方专业调解类社会组织和律师组织，通过政府购买开展物业纠纷化解工作）；　强化财政保障资金，推行“一居村一律师”，试点物业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等等。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与社会需求和居民期望相比，当前物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化解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多元纠纷化解手段尚不充分；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充分，调解工作经费保障不均衡等。

　　进一步看，物业纠纷多元化解存在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当前的社会纠纷化解多停留在综合治理和维稳的层面上，对于物业纠纷的多元化解缺乏系统性把握和应对；　人民调解的专业性、权威性不足，而行政处置和行政调解缺位又比较明显；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发展缓慢，而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物业纠纷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一些特定纠纷无法单纯从技术层面予以化解。比如，少数城市规划和建设政策缺乏合理性和稳定性，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定位、职责、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催生了非常态的纠纷“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