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远

　　1995年，袁恩桢在莫斯科获得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

　　姚耐

　　在家的时候，袁恩桢最喜欢待在书房。

　　王惟中

　　1979年，袁恩桢在《文汇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参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

　　沈志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这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又如何发展，往往以宏观的面貌留痕于教材书本，而那些微观的、有温度的细节常常在个人生命中才更容易被感知。袁恩桢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1960年，他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从跨专业的“小学徒”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再到获得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80岁高龄的他有着近60年的研究生涯，人生中随便一瞥都真实记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见到袁恩桢先生时，他裹着一件周正的西装，客气而认真。他头发灰白，眼神温润，眉宇间不存一丝凌厉之色，“温厚”是很多人给他的评价。与温和形象形成对比的是，他做学问铿锵有声：50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生涯里，他独著、任主编或副主编的论著有二三十种，专业文章发表了500多篇，获得了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还拿下了领域内许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这其中就包括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能获得这份奖项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各领域有着至高威望的上海学界“大神”。若不是提前做了些功课，与袁恩桢的谈话中很少能了解到这些奖项信息，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他在实践中发现的那些理论，以及他对那些理论的坚持。尽管他谦称因为年岁大了，除了给媒体写写稿子，现在很少做研究，但一提到这个伴随他大半生的话题，不难发现他对这门学科的思考，从来没有中断，俨然流淌于他的血脉中。

　　这个月，袁恩桢就整80岁了，他的思维依然青春，可以迅速攫住问题的中心娓娓道来，听他聊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一种历史画卷在面前展开的即视感和立体感。

　　“时代的机遇”：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结缘

　　采访是在袁恩桢的书房里进行的，这是家里他最喜欢的地方，常在里面读书看报写文章，待到忘我，需要夫人来提醒他歇歇眼睛——两面墙壁的书与写字台上一台两指厚、有些年代感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见证。并且显然，对学术思想求新求真的他，对于物质并不怎么上心。

　　伴随着一口上海-宁波话，袁恩桢的求学治学之路徐徐铺展开来。他迈进“经济学”的第一脚就充满了幸运：1949年5月宁波解放，之前还等着当年秋天小学毕业就跟兄长们一起做学徒的袁恩桢，因为这一历史事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求学。宁波从商之风古来兴盛，袁恩桢自小浸染其中，那时当地有一座财经学校可以免费读书，这为家境并不算好的袁恩桢打开了一扇求学之门，关于“经济”的意识也在此间萌芽。1956年，袁恩桢高中毕业，多数同学直接找了工作，如果不是后面的机遇，这也是袁恩桢的人生模式——当年上海财经学院扩招，许是“财经”共通，校方就寻到了宁波来找生源——袁恩桢就这样被选中，免试录取到上海财经学院读了统计系。读了两年多，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又过了两年，袁恩桢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室——在踏入研究室之前，他跟政治经济学几乎是零接触。

　　对袁恩桢来说，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本属无意，是“时代的机遇”眷顾了他，而且这个机遇还是个“超级豪华版”。“当时政治经济研究室的主任雍文远，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副主笔之一。这本教材的主笔姚耐和其他副主笔如蒋学模、苏绍智，个个都是大牌教授”，袁恩桢正襟危坐，讲着他甫一进入研究室的情形，他原先和缓的语气因为陷入回忆有了起伏。说起这些大牌教授，袁恩桢的脸上露出了学生般的崇拜，比介绍自己更起劲：“王惟中教授讲起课来慷慨激昂，他曾经留学德国跟奥地利，解放之前在中央大学教书，那时已经可以开‘资本论’、西方经济学两类经济学的课。横跨两头，现在这样的学者不太有。”说到“更为出名”的沈志远：“他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30年代写过一本《新经济学大纲》，蜚声解放区和‘蒋管区’，在整个中国都相当出名，也是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研究室里年纪大些的都是大师，中青年研究人员也是相当精干，一看这环境，袁恩桢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我只有发奋学习才能跟得上这个形势啊。”袁恩桢言语中从来不提及自己的聪颖，一切都归功于机遇与努力，20岁出头的他有着同时代年轻人的共同特质——老黄牛精神，他的想法很朴素：分配给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干好。渐渐地，他在这“任务”中生出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