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生产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链（GVC）作为其推动力，将在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变化中，为了创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家相关政策亦要适应全球价值链的特点，及时调整。

　　应由关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向针对具体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全球价值链是分工链。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任务、环节在空间分割，组成了价值增值的不同链条，促使当代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国际分工。这意味着现代企业竞争已经由最终产品竞争转化为生产过程不同工序、任务和环节的价值链竞争。为此，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应由关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向针对具体价值增值环节的现代产业政策。

　　适应全球价值链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应制定直接指向更高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环节的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如技术创新政策等，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由成本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但同时也应注意，参与全球价值链只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方面，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应制定有利于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应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

　　全球价值链是生产链。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主导地位。随着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细化，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已经超越了考虑经济、政策与社会稳定性，以及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一般性因素，而是依据跨国公司采取的治理模式和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来寻求关键性因素。比如，在价值链的上游——知识创造环节，国家创新体制、知识产权制度和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中游——主要运营环节，产业园区、低成本熟练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等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价值链的下游——销售和服务环节，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应由吸引外资的一般政策转向吸引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具体政策。在确立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目标和特定环节的基础上，应根据跨国公司针对全球价值链具体环节和模式选择关键性区位因素的新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例如，要吸引跨国公司的非股权投资，就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保护、提供各种便利的商业环境上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