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与创造力的领域之一，特别是经过三十年来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成果颇为丰硕，对其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日渐深入。近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三峡大学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史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国计”与“民生”两大主题，由各自实证研究切入，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社会史的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复兴和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指出，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转向、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刘志琴长期提倡重建百姓日用之学，认为它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向，也是社会史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梁洪生通过对江西“千古一村”流坑村的考察回顾，总结了传统古村落研究中有关地理空间、族群关系、社会流动等因素的体会和启示。李长莉通过梳理近代社会史三十年来的研究现状，指出近代社会史研究由边缘走向中心，由革命话语向社会本位回归，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和可观的学术成果，但也面临着理论深化等挑战。

　　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与前沿领域

　　本次会议提交的百余篇论文涉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涵盖面广，问题意识突出，并且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宗族与村落史研究。家族史是社会史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学界耕耘也较深厚。张俊峰和杨国安，将视野投向家族墓地与坟茔，通过田野考察和相关墓碑资料的解读，分别探讨了山西史氏宗族与湖北袁氏家族，各自通过“制造祖先”来层累构建早期家族历史。同时，如何对谱牒进行深入科学的文本分析也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如阿风从史源学的角度探讨了徽州文书中族谱、方志等地方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史料的采集问题与如何进行文本考证。在村落史研究方面，既有物质文化史方面的尝试，也有对于乡村制度史的个案研究，如罗艳春考察了江西万载宋代以来利用历史古迹进行地方文化建构的情况，姚春敏分析了清代乡村的夜戏，并通过这些娱乐形式来探讨乡村文化生活等。

　　群体、生计与日常生活史研究。社会史研究走进日常生活，揭示人生百态成为一种学术趋势。官员、士人群体的生计与生活受到关注。如唐仕春通过研究明清时期一种特殊的担保文书——同乡京官印结，指出它成为官员出仕的重要凭藉，以及京官改善清苦生活的重要手段。陈宝良研究了明代地方官在催课与安抚之间的矛盾心态，指出其在施政实践中更关注民生的政治取向。周积明则以文史学家邓之诚日记为中心，探讨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日常。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边缘群体及海外华人亦受到重视，如吴欣考察了明清山东运河纤夫的生存状态等，胡俊修则将视线投向近代武汉农村移民的底层生活，以上研究凸显了从个人生命史来理解和重构国家大历史的学术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