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著《大学衍义》 资料图片

　　儒家经学发展到宋代以后，《大学》受到特别的重视，成为纲领性文献。朱熹继承程颢、程颐的思想路线，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著《四书集注》。朱熹给学者制定了一个学习程序，在学习“五经”之前，须先学“四书”，四书之中，应先学《大学》。这是因为，《大学》为儒者确立了一个学术规模，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朱熹之后，四书之学如日中天。而到了明代，围绕《大学》的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宋明理学家争论的多是《大学》古本、今本及由此引申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孰先孰后一类思辨性问题，对经学史上这一重要发展变迁，今日经学史家几乎耳熟能详。然而，关于《大学》的诠释，还有另一个重要路数，学界长期以来却未能给予足够关注。那就是《大学》这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设计如何能进入到实践、操作层面，成为知识分子和官吏队伍的“真本事”。若把格物、致知理解为建立知识体系，那这个知识体系中应包含哪些内容？若把诚意、正心理解为建立信仰体系，那这个信仰体系中应包含哪些内容？建立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构成修身的重要内容，而修身除了自身目的外，还要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从今天的角度看，实际是行政管理学的能力。由于宋以后作为“帝王师”的儒者，极力向当代君主推介《大学》这套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所以这套理论便被称为“帝王之学”。也因此，宋以后《大学》一书便有了一个新的“帝王之学”的诠释路数。

　　“帝王之学”的概念始创于北宋的范祖禹。范祖禹著有《帝学》一书，其中说：“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在他看来，真正的“帝王之学”，是指上古伏羲以至周成王的学问事迹，这些学问事迹为《易》《诗》《书》所称道，为圣人所传述，成为万世之法。汉以后的帝王们虽有“帝王”的名号和身份，却没有“帝王之学”。这是范祖禹关于“帝学”或“帝王之学”的解释。范祖禹与程颢、程颐是同时代人。二程兄弟是道学（理学）的奠基人，那时二程的道学尚未行世。应该说，范祖禹创立帝王之学与二程兄弟等人创立的道学（或理学）是并行的。范祖禹之后，“帝王之学”开始在儒者中流行起来。儒者把它当作一种专门学问来研究。那么，《大学》在何种意义上与“帝王之学”构成联系？《大学》篇名，学者多解释为“大人之学”，古人称有德有位之人为“大人”，“大人”即可指一般官长，也可指最高统治者。《易经·乾》卦九五爻辞“利见大人”，此“大人”就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君主。从这点看，“大人之学”与“帝王之学”是可以相通的。为此，南宋光宗朝陈长方说：“《礼记·大学》一篇，为帝王学问之宗，虽秦火之余，简编紊散，先后之次多失其旧，然圣人之指昭昭可寻也。”（《唯室集》卷一）朱熹也讲“帝王之学”。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上书说：“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宋史》卷四二九）朱熹提出：“今且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朱子语类》卷十四）意思是，用《大学》中的“八条目”作理论框架，将“帝王之学”的理论系统化。但这只是朱熹的理论构想，并未及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