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掷地有声地写道。如果我们援引这一表述，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一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这种合理形态？尤其是在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理解上的异同？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差别，还是合理内核从神秘外壳的剥离？一种最为常见的回答是：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同时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并用它来改造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制订了一种新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相应的，《资本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应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是一种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头足倒置过来的唯物辩证法，它“不崇拜任何东西”，究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易言之，唯物主义辩证法摆脱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保守封闭体系，开拓了一种历史性的批判维度。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青年时期的“两次转变”和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之中，其间存在着一个“告别”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特殊阶段。如果说在之前，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辩证法的批判，那么之后则是“重新发现”辩证法。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来看，表现为从唯心到唯物转变、在神秘体系中发现合理内核。但在具体的细节上，马克思这一“转变”或者说“发现”的思想之旅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它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两者在逻辑上还可得到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