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很多法律所关注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法律以严格的条文确立惩罚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法律也应体现教人向善的目标，在道德意义上使人们乐于朝着法律预设的标准前进。这说明，立法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例如，“路不拾遗”属于我国传统道德的一项要求，但怎样对待遗失物所有权的归属则是法律范畴的事。拾金不昧作为一种优秀道德品质，已经在整个社会观念中确立。如何使立法既体现这一要求，又易于让民众接受？我国古代立法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探索。

　　我国古代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偏重义务到偏重权利的发展过程。唐律把遗失物称为“阑遗物”，“阑遗：阑，遮也，路有遗物，官遮止之；伺主至而给与，不，则举没于官”。依据唐律，拾得皇帝玉玺、官府符印以及兵符等重要财物而不上交的，构成犯罪；而拾得一般杂物，拾得人有义务上交，如果不上交，则可能依据所拾得财物价值的大小受到处罚。虽然唐律规定了严格的交公条款，但作为执法者，官府并非希望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换言之，交公的最大意义是为遗失该物的原所有权人提供一个合理、可靠的权利救济渠道。官府更多地扮演服务者角色，拾得人除了交公之外，不承担诸如保管、公告等冗杂事务，而所有权人亦不需要因遗失而付出额外代价。这就使得“路不拾遗”的道德象征意义大于法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