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人才成为现代化建设最为短缺资源，如何在全党、全社会迅速扭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贡献；如何使全体党员干部转变革命思维，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新任务，既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更需要在政策中和实践中加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之初，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人们已久的知识分子问题。 [1] 同时，全力推动干部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水平和执政能力稳步提升，促进向知识型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转型。这两支人才队伍建设，为顺利实施和完成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以及跨世纪的持续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邓小平必须解决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问题的时代课题

　　（一）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和政策调整

　　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中共历史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党的重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问题却成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遭遇困境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人才资源的世界性流动和争夺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新的世界竞争中，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人才、拥有多少人才，能否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持续不断地产出人才，成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较量的重要砝码。而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 [2]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策的宽松、对外交往的增加，中国出现一股汹涌的人才外流潮，严重冲击着青黄不接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国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低下，在政治上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没有在理论上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导致在实践上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摇摆不定。接连不断的思想批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两个估计”对新中国成立后文教科技事业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地位堪称跌落至历史的最低谷。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至死都不能被批准入党。在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价值导向中，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二是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低下。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专业人员学非所用，很多科研文教机构不具备基本的工作条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尚未完全恢复。在生活上，知识分子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沉重，很多人健康不佳、疾病缠身，甚至英年早逝。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在事业发展上和实际生活上都不可持续的重要威胁。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各国投入巨资进行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而国内很多专业机构仍体制僵化、机制不灵，科研资金匮乏，缺少基本的实验设备、情报信息、学术交流等，不少科学技术关键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突破，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更是滞后。因此，国外优厚的待遇，特别是成熟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霾的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十分忧虑，在第三次复出前后，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密集的考察，发表了多次谈话和讲话，对相关文件资料做出多个批示，集中表达了解决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问题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决心。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为期五天、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多次讲话，分别就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性质，特别是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对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分析和说明。在6日的座谈会上，当听到科技人员要用很多时间跑器材时，敏锐地意识到现行的科技体制制约了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他说：“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在座谈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精神压力的“两个估计”时，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这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为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新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对中国知识分子做出的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判断，在理论上澄清了党内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诸多疑惑，为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在实践中正确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改变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新时期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另一重大举措。1982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二）干部队伍状况和制度设计

　　党的干部队伍是推动和完成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不同历史任务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能否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状况。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合格的干部队伍也是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的人才资源。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干部制度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制度自身存在的制度固化、机制僵化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显露出来，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来愈突出，如果不做出变革，将难以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年龄结构上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年龄人均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3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2岁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相当一批干部连8小时工作都难于坚持，根本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 [3] 机构改革后，据国务院经济口34个部委的统计，137名正副部长、正副主任的平均年龄57.93岁，比机构改革前下降5.7岁。 [4] 从文化程度上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9％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高达70％以上。80年代初，干部文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全国两千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而初中和高中、中专程度的则各占40％。 [5] 从专业结构来看，“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 [6] 。在经济建设、教育、科学等领域具有专业能力的干部更加缺乏。1980年，中国司法干部起码缺100万， [7] 严重制约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干部选拔标准中，除了政治标准，突出强调“懂行”和“年轻”。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明确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制度化”。 [8] 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这一观点，对干部“四化”做出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9]